我們四個四十五以上的人一路走著，談著幼年同學時候的情形：某先生上理科，開頭講油菜，那十字形的小黃花的觀察引起了大家對自然界的驚奇；某先生教體操，說明開步走必須用力在腳尖上，大家聽了他的話，連平時走路也是一步一踢的了；為了讓廚夫受窘，大家相約多吃一碗飯，結果飯桶空了，添飯的人圍著飯桶大聲叫喚，個個露出勝利的笑容；為了偷看《紅樓夢》一類的小說，大家把學校發給的蠟燭省下來，到搖了息燈鈴，就點起蠟燭來，幾個人頭湊頭地圍在一起看，偶爾聽到老鼠的響動，以為黃先生查寢室來了，急忙吹滅了蠟燭，伏在暗中連氣也不敢透……重慶市上橫衝直撞的人力車以及突然竄過的汽車，對於我們隻像淡淡的影子。後來我們拐了彎，走著下坡路，那難走的坡子也好像沒有什麼了。我們的心都沉沒在回憶裏，我們回到三十多年以前去了。
鄒君拍著戈君的肩膀說：“還記得嗎？那一回開懇親會，你當眾作文。來賓出了個題目，你匆忙之中看錯了，寫的文章牛頭不對馬嘴。散會之後，先生和同學都責備你，你直哭了半夜。”
戈君的兩頰已經生滿濃黑的短須，額上也有了好幾條皺紋，這時候他臉上顯出童稚的羞慚神情，回答鄒君說：“你也哭了的，你當級長，帶領我們往操場上運動，你要踢球，我們要賽跑。你因為大家不聽你的號令，就哭到黃先生那兒去了。”
“黃先生並不頂嚴厲，可是大家怕他；怕他又不像老鼠見了貓似的，是真心地信服他。”孫君這麼自言自語，似乎有意把話題引到別的方麵去。
我就接著說：“他的一句話不隻是一句話，還帶著一股深入人心的力量，所以能叫人信服。我小時候常常陪父親喝酒，有半斤的酒量，自從聽了黃先生的修身課，說喝酒有種種害處，就立誌不喝，一直繼續了三年。在那三年裏，真是一點一滴也沒有沾唇。”
“教室裏的講話能在學生生活上發生影響，那是頂了不起的事。”當了十多年中學校長的孫君感歎地說。
我們這樣談著走著，不覺已到了黃先生借住的那所學校。由校工引導，走上坡子，繞過了兩棵黃桷樹，校工指著靠左的一間屋子，含胡地說了一句什麼，就轉身走了。我們敲那屋子的門。
門開了，“啊，你們四位，準時刻來了，”那聲音沉著有力，跟我們小時候聽慣的一模一樣。“咱們多年不見了。你們四位，往常也難得見麵吧？今天在這兒聚會，真是料想不到的事。”
我在上海跟黃先生遇見，還在十二三年以前，那十二三年的時間加在黃先生身上的痕跡，僅僅是一頭白發，一臉纖細的皺紋。他的眼光依然那麼敏銳有神，他的軀幹依然那麼挺拔，豈但跟十二三年前沒有兩樣，簡直可以說三十多年來沒有絲毫改變。我這麼想著，就問他一路跋涉該受了很多辛苦吧。
黃先生讓我們坐了，就敘述這回輾轉入川的經曆。他說在廣州遇到了八次空襲，有一次最危險了，落彈的地點就在兩丈以外，他在渾忘生死的心境中體驗到徹底的寧定。他說桂林的山好像盆景，一座一座地拔地而起，形狀盡有奇怪的，可惜沒有千岩萬壑茫茫蒼蒼的氣概，就隻能引人賞玩，不足以移人神情了。他說在海棠溪小茶館裏躲避空襲，一班工人不知道利害，還在呼幺喝六地賭錢，他就給他們講，叫他們非守秩序不可。
他說得很多，滔滔汩汩，有條理又有情趣，也跟三十多年前授課時候一個樣兒。
等他的敘述告個段落，鄒君就問他從家鄉淪陷直到離開家鄉的經過。
“我不能不離開了，”他的聲音有些激昂。“我是將近六十的人了，不能像他們一樣，糊糊塗塗的，沒有一點兒操守。我寧肯擠在公路車裏跑長途，幾乎把腸子都震斷；我寧肯伏在樹林裏避空襲，差不多把性命跟日本飛機打賭；我寧肯兩手空空，跑到這兒來，做一個無業難民；我再不願留在家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