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這兒，我才注意那個房間。以前大概是閱報室或者學生自治會的會議室吧，一張長方桌子七八個凳子以外，就隻有黃先生的一張床鋪，床底下橫放著一隻破了兩個角的柳條提箱；要是沒有窗外繁密的竹枝，那個房間真太蕭條了。
黃先生略微停頓了一下，就從家鄉淪陷的時候說起。他說那時候他在鄉間，辦理收容難民的事，一百多家人家，男女老少一共四百多人，總算完全安頓停當了，他才回到城裏。於是這個也來找他了，那個也來找他了，要他出來參加維持會。話都說得挺好聽，家鄉糜爛，不能不設法挽救啊，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啊，無非那一套。他的回答非常幹脆，他說：“人各有誌，不能相強。你們要這麼做，我沒有那種感化力量叫你們不這麼做，可是我決不跟著你們這麼做。”接著他憤慨地說：“這些人都是你們熟悉的，都是詩禮之家的人物，在臨到考驗的時候，他們的骨頭卻軟了，酥了。我現在想，越是詩禮之家的人物，仿佛應著重慶人的一句話，越是‘要不得’！”
一霎間我好像看見了家鄉那些熟悉的人的狀貌，卑躬屈節，頭都抬不起來，尷尬的笑臉對著敵人的槍刺。“在他們從小到大的教養之中，從來沒有機會知道什麼叫做民族吧，”我這麼想著，覺得黃先生對於詩禮之家的人物的感慨是切當的。
黃先生又說拒絕了那些人的邀請以後，他們好像並不覺得沒趣，還是時常跟他糾纏不清。縣政府成立了，要請他當學務委員，薪水多少；省政府成立了，要請他當教育廳科長，薪水多少；原因是他以前當過省督學多年，全省六十多縣的教育界人物，沒有誰比他更熟悉的了。他為避免麻煩起見，就在上海一個教會女學校裏擔任兩班國文；人家有職務在這兒，你們總不好意思再來拖三拉四的了。於是他到上海去，咬緊了牙對城門口的日本兵鞠躬，側轉了頭讓車站上的日本兵檢驗良民證。說到這兒，他掏出一個舊皮夾子，從裏邊取出一張紙來授給我們看，他說：“你們一定想看看這東西。這東西上貼得有照片，我算是米店的掌櫃，到上海辦米去的。你們看，還像嗎？”
我們四個傳觀之後，良民證回到黃先生手裏。黃先生又授給孫君說：“送給你吧。你拿到學校裏去，也可以叫你的學生知道，現在正有不知多少同胞在忍辱受屈，讓敵人在身上打著恥辱的戳記！”
孫君接了，珍重地放進衣袋裏。黃先生又說他到了上海以後，半年中間，教書很愉快，那些女學生不但用心聽課，還知道現在是個非常嚴重的時代，一個人必須在書本子以外懂些什麼，做些什麼。但是，在兩個月之前，糾纏又來了，上海的什麼政府送來了一份聘書，請他當教育方麵的委員，沒有特定的事務，隻要在開會的時候出幾回席，盡不妨兼任，月薪兩百元。事前不經過商談，突然送來了聘書，顯而易見的，那意思是你識抬舉便罷，要是說半個不字，哼，那可不行！
“我不能不走了。我回想光緒末年的時候，一壁辦學校，一壁捧著教育學心理學的書本子死啃，窮，辛苦，都不當一回事，原來認定教育是一種神聖的事業，它的前程展開著一個美善的境界。後來我總是不肯脫離教育界，緣故也就在此。我怎麼能借了教育的名義，去叫人家當順民當奴隸呢！我籌措了兩百塊錢，也不通知家裏人，就跨上了開往香港的輪船。”
“我們有黃先生這樣一位老師，是我們的驕傲！”戈君激動地說著，訥訥然的，說得不很清楚。
我心裏想，戈君的話正是我要說的。再看黃先生，他那敏銳的眼光普遍注射到我們四個，臉上現出一種感慰的神情。他大概在想我們四個都知道自好，能夠做點兒正當事情，還不愧為他的學生吧。
１９４０年３月５日作。
刊《教育通訊》３卷１１期，署名葉聖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