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了，去吧。”
張書記磨好了墨，拉開抽屜取寫件。
“這麼個皮包，按照現在的市價，值到五百塊呢，”他這話仿佛說給抽屜聽的。
“哪止五百塊，”丁書記說，同時修剔他的筆毛。“前些日子我走過一家皮件店，看見個教授模樣的人在買皮包。店家說是紋皮，其實哪兒是。繃硬的，稀粗的，比起科長那皮包來，差遠了。你知道賣多少？”
“多少？”
“七百五十塊，定價，沒有少。”
“我的皮包確實是好紋皮，”黃科長說，右手摸著下巴，眼睛望著屋頂，一副回憶好夢的樣子。“在上海先施公司買的，才隻有六塊半錢。用了這麼些年頭，還沒有走樣。”
“這麼好的一個皮包，丟了太可惜了，”王科員說，“非責成警察局取回來不可。”
“皮包倒沒有什麼可惜，再買一個就是。隻是一些文件都在裏頭，一些重要文件，隨時要查的，丟了怎麼行！”
黃科長的聲調有些激昂。屋子裏八九雙眼睛都朝他看，又朝辦公桌右角上幾本土紙的公報和雜誌看，同時擬想黃科長平時開皮包查文件的情形，似乎非常生疏。他們隻記得皮包隨了黃科長進來，靜靜地躺在那兒，又由黃科長帶了出去，每天如此。
“什麼都不丟，偏偏丟了重要文件！”黃科長責備誰似地說。
“科長，”趙科員站起半截，“我們的簽呈……”
“什麼？”
“我說昨天我們交上來的簽呈，關於今天處務會報本科的提案的，在不在科長的皮包裏？”
“沒有，”黃科長堅決地說，“我記得放在抽屜裏。”
他拉開右手邊上麵那個抽屜，在送文簿、公用信封信箋、《大公報》、《中央日報》以及橫斜放著的一疊來信之間一陣子找，沒有。又拉開下麵那個抽屜，隻見個中國茶葉公司建國茶的紙匣兒，還有十來顆老鼠糞。於是檢點左手邊兩個抽屜，也沒有。
“哪裏去了？”
最後他看桌麵。筆筒，鉛筆，毛筆，硯台，水盂，熱水瓶，茶杯，裁紙刀，幾本土紙的公報和雜誌，一層細細的塵埃，哪兒有什麼簽呈。
“你們重寫一遍吧，”他說。“處務會報是下午兩點，你們得馬上寫。”
“是，”趙科員坐下，跟左手邊的同僚嘁嘁喳喳討論起來。
“王科員，”黃科長說。
王科員站起來，斜轉身子朝黃科長。
“你代我寫篇演說辭。今天下午六點，華中大學同學會開大會。我是老同學，得宣讀一篇演說辭。稿子已經寫好，可是在皮包裏。這會兒沒有工夫重寫，你替我寫了吧。”
“是。同學會……”
“隻要說同學會的宗旨在聯絡感情。現在的社會，單槍匹馬，各幹各的，是不行了。須要同學們團結起來才是。無非是這麼個意思。”
“不用很長吧？”
“有個三四千字也就夠了。”
“是，三四千字，”王科員塌的坐下，像有一隻無形的大手壓著他似的。
張書記回頭看了看黃科長，站起來，拿張便箋送到黃科長桌子上。
“科長，本周已辦未辦文件的數目。”
“已辦三十四件，未辦一百零六件，唔。”
“科長，昨天下午，二科李科長找科長來了。”
“做什麼？”
“他說上個月請科長會簽意見的那份工作計劃書，昨天主任曾經問起過。”
“喔，那份工作計劃書。”
四個抽屜又被搜索一遍，沒有那份工作計劃書。桌子上顯然也沒有。
“大概在我的皮包裏，”黃科長稍稍有些頹唐。“早不丟，遲不丟，正好今天丟了！”
張書記沒有什麼說的，搔搔頭皮，回他的坐位。
灰布軍服的公差一本正經走進來。
“報告科長：門口衛兵說，他想起來了。”
“警察局的電話打了？”
“報告：打了。打了三回才打通。頭一回，有人講話，線不空。第二回……”
“別說了。你說門口衛兵怎麼樣？”
“報告：他想起來了。剛才科長下了黃包車，黃包車拖走了，他把車背後一個怪字認了一眼。”
“什麼怪字？”
“報告：他說那個字怪生，把它認了一眼，可是不相識。像個複興的興字，中間可不一樣，是個黃包車的車字。”
“是輿字，”幾個聲音一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