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晨，太陽很好，可沒見同院的吳老先生出來曬他的手提皮箱。一打聽知道他病倒了。說是病其實不大貼切，既不發燒，又沒什麼痛楚，不過頭腦有些兒發脹，胸口有些兒發悶，就懶得起來。他那兒子任夫先生，一個公務員，對我解釋道：“隻為昨天表兄來了，隨隨便便說了一句話。”
“什麼話呢？”
“家父問他家鄉情形怎麼樣，他說秩序還不錯，地方上跟日本人處得很好，日本人常常說，你們這兒的人是最出色的中國人。就是這一句話。”
“他老先生聽了怎麼說？”
“他聽了閉上眼睛皺著眉，不說什麼。半晌才看定了我，‘我決意做遷川第一世祖了，’他說。‘最出色的中國人，日本人親口評定的，咱們不能跟他們一夥兒住。我是老了，無所謂，你還年輕，還有小林兒，我希望你們的骨頭有些斤兩。四川也好，就住四川吧。往後有人問你貴處哪兒，你就說敝籍四川。千萬不要把家鄉的名兒說出來。打這會子起，我對家鄉的名兒感到羞愧，我不好意思再說我是某地方人。’他老人家說了這麼些話，到夜就沒有吃晚飯。”
“他老先生原是最巴望回去的，聽說成渝鐵路又將動工他高興，聽說盟國在計劃發展民航事業他高興，今兒勝利等不到明兒動身似的。”
“你看他見著太陽總不忘曬他的手提皮箱，隻怕動身日子一到，為了曬皮箱耽擱。”
“他老先生真的就橫了心，不想回去了嗎？”
“我想也不過說說罷了。昨天他說了，我當然順著他，說做四川人也好。到那一天把日本人趕了出去，我們還不是鑽頭覓縫想辦法，最好擠上頭一班下水船？我們為什麼不回去？你想，人家是動也沒動一動，死守在本鄉本土，當順民，當小漢奸，到了那個時候，他們哪兒還說得嘴響？我們可完全不一樣，我們是吃盡辛苦，跑了幾千裏路，跟著政府內遷的，我們是義民——誰說的，一下子想不起來了，總之沒有錯，我們是義民。地方上有什麼事啊務的，還不該由我們來承當？就是說兩句公眾話，我們的當然也特別有力量。我們為什麼不回去？”
我雖然跟他們吳氏父子一樣，家鄉還在淪陷中，自己是寄寓在四川，可沒有想到將來回去可以享受特殊權益，像任夫先生說的。我想這個想頭有些妙，一時說不下去，隻見任夫先生嫌他的身材不夠高似的，狠狠地挺了一挺。
兩天過去，吳老先生好了，可是從此以後，太陽雖好，再沒見他曬他的手提皮箱。廊沿前他種著兩盆石斛，以前幾乎見我一回說一回，石斛這東西滋陰，清內熱，煎湯喝是最妙的飲料，回去的時候一定要帶著走，哪怕多花些腳力，川石斛，在下江是太名貴了，這些話現在他也不再說了。
他改變了不出門的習慣，正月初七遊草堂寺，春二三月青羊宮趕花會，四月初八望江樓看放生，有什麼應景的名目他都要去看看。回來就氣籲籲地躺在廊下那張竹榻上，見著我或是他兒子，往往說“成都確也不錯，成都確也不錯……”有時還加上說：“隻是菜吃不慣，住了足足六個年頭還沒有慣，樣樣要加些花椒麵和辣子，還有蔥蒜，簡直是跟舌頭鼻子為難。”
門前有挑著樹苗賣的，隨便講價講成了，他老先生買了兩株橘樹苗。他叫他兒子種在院子裏，他在一旁相度，兩株該距離多少遠將來才可以各自發展。種停當了，他坐下來，自言自語道：“開花，總得七八年，結果，總得十來年吧。不過沒關係，反正有人聞它的花香，吃它的橘子就是了。’從橘子談到了四川省的水果。他說除了橘子、廣柑、蘋果、龍眼以外，其他都不好吃，尤其是枇杷，一層厚皮包著幾顆核兒，單單忘了長肉。他說他們家裏有兩株大枇杷樹，每年結上五六擔，紅毛白沙，個兒有核桃大，甜得勝過冰糖，冰糖沒有它那股鮮味。他說現在是采枇杷的時令了。
他沉默了一會兒，突然朝我說：“葉先生，古人說到處為家，你看是不是有些道理？”
“人不比樹木，樹木生根在地裏，移動不得，人當然可以到哪兒住哪兒，”我迎合老先生的意思。
“你看，這兒四川這麼多人，打聽他們的祖先，都是旁的地方來的。他們來了，住下了，一樣在這兒成立了家業，長養了子孫。”
任夫先生朝我看看，同時擦掉他手掌心的土。
吳老先生低下頭，喃喃地念著不知道哪兒來的文句：“其俗柔靡，人輕節義……”
１９４４年５月５日作。
刊５月１５日昆明《中央日報·星期增刊》，署名葉聖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