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黃昏時分，劉博生來了，帶來個破皮箱，說改行了，那個皮箱帶著麻煩，準備寄存在我這兒。
“已經辭了職嗎？”
“辭了。前星期就跟您說過，要不依從他的意思，拿他分給我的二十萬，就隻有走路。你要保住清白，又要繼續幹下去，那是不可能的。他會把你看成眼中的釘，心中的仇敵，借個什麼名兒把你開除了，才倒楣呢。不如早些辭職，落得幹淨，讓他也覺得痛快。”
劉博生是個會計員，幹了兩年，沒出什麼毛病。今年他那個所裏調任了個新主任，看他年紀輕輕，不聲不響，每天八個鍾頭的辦公時間內，不寫私信，不看小說，總是弄那些阿拉伯數字，撥他的算盤珠兒，就中意了他。曾經找他談過話，說“你靠得住，我知道。旁人也許要調動，你的位置是牢靠的，安心作事就是了。”劉博生聽了自然高興，不免格外熬好，辦公時間內有若幹放不下手的事情，就帶回宿舍裏去做，寧可犧牲了雜誌和小說的閱讀。約摸過了一個多月，主任又找他了。起初是閑談，問他的家世，問他的生活狀況，又說到物價飛漲，公務員一些薪津實在沒法維持，對於他那身補了好幾處的灰布學生服以及那雙張開了嘴的皮鞋，表示十分同情，說應該換穿新的才好。最後才來了正文，說所裏有八十幾萬的積餘，白白繳出去也是呆，不如把它開銷了，隻要賬目做得仔細，神不知鬼不覺的。他願意分二十萬給劉博生，說也可以補貼補貼，縫幾身衣服，買一雙新皮鞋。劉博生一時回答不上來，主任又提醒他說，“這算不得一回事，有麻雀子的地方都有。況且，賬是你做的，你要做得怎樣周到就怎樣周到，那些辦事員全是女孩子家，什麼也不懂得，哪兒會有漏子讓人家找出來？”後來劉博生把這個事兒告訴我，他說他也知道自己幹得來，可是不知道怎麼的，他總不願意幹。也不是怕壞了聲名，也不是怕吃官司，隻覺得幹了就像掉在一個深坑裏，一輩子也爬不起來。又說他原以為這類事兒好比故事裏的魔窟，實際上不會碰到的，誰知道又真實，又切近，就在自己身邊，主任說的不錯，“有麻雀子的地方都有”，使他覺得害怕。我聽了他的話肅然起敬，像對於一切認得清義利之辨的人一樣，因而誇獎他幾句，說不幹自然是一千個對，一萬個對。可是主任催他來了，問他到底同意不同意，言語之間帶著威脅的意味，同意，到手二十萬，不同意，虧有你吃的。劉博生也想過把這件事宣揚開來，但是一轉念間就知道行不通；自身抓在人家手裏，哪兒分得清個青紅皂白？於是來了退縮的想頭，辭職。他把這個想頭告訴我，是前個星期天，現在他果然辭職了。我問道，“所長就一口答應了你？”
“所長問到主任，主任沒說別的，隻說‘讓他辭了也好’，所長就批準了。今天下辦公室的時候，我向主任告辭。他似乎關心似乎不關心的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藏著許多的話，‘你傻子！’‘你不識抬舉！’‘你熬好，要清白！’‘你道我沒有了你就幹不成事！’諸如此類。”
“他的願望總之可以達到的，”我說，“隻要你的後任隨和些，沒有你那股傻勁兒。”
“後任已經來了，不然我怎麼能夠辦了交代跑出來？是主任的同鄉，聽說還關些親，一個能說能笑的漂亮人物。”
“那就得其所哉了。”
“我也明明知道我這麼做毫不徹底。無論如何，那八十幾萬的積餘總之不是公家的了，我不幫他拿，自有人幫他拿。不過我總算對他表示了抗議，雖然沒有什麼實際效果，至少叫他感到一絲一毫的不痛快。就是這一絲一毫的不痛快，不能說對他絕無影響。同時，我也代表了許許多多的人警告了他。他不要以為有麻雀子的地方盡是些與他一路的貨色，要知道比較正派的人到底還有，例如我。”
我聽了劉博生這些話想得很遠，轉過話頭問他道，“現在你準備往哪兒去？”
“一個同學在外縣中學裏當教務主任，他招我去教數學。我想學校總該好一些，跟一班少年在一塊兒，該不會有那種不三不四的事兒吧。”
我想說話，可是止住了，隻點點頭，暫時維持他的想望。
１９４４年５月１３日作。
刊５月２２日昆明《中央日報·星期增刊》，署名葉聖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