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包裏有駕駛執照、身份證以及一些銀行卡和其他個人資料，其中除了有嫌犯的姓名，地址外，還有他的照片。
張傑馬上打電話給負責這個案件的刑警，告訴他嫌犯的姓名，地址，叫他循線索逮捕嫌犯。
那位刑警半信半疑地回答說：“是不是哦！你怕是在開玩笑哦！”張傑嚴肅地回答他：“我怎麼會拿案情開玩笑！”
那人這才相信了，打趣地說：“張主任，我也聽說過你破的幾個案子，但是根本沒有想到你這樣BT，嫌犯的姓名地址居然都能化驗出來……”
張傑在日常辦案的過程中總結經驗，一些在他所著的《洗冤集錄》裏堅信不疑的觀點被一一推翻，這也使得他對工作更加充滿了渴望，儼然成了一個工作狂。
他在筆記中寫到：偵查刑事案件就如建造一張桌子一樣，四個桌腳都非常重要，不管桌麵怎麼漂亮，如果桌腳不穩，再好的材料也無法造就一張好的桌子。在刑事偵查上來說，這四根支柱是現場，物證，人證，還有運氣。沒有這四根支柱，案件就很難偵破。
現場步驟要絕對正確，現場判斷要十分準確，現場重建一定要合乎邏輯。現場一定要完善保護，在收集物證程序仍未結束，前非辦案人員絕對禁止進入現場，其中包括非本案警員，長官及記者等。所有進入現場的人員都必須提出申請，並說明理由。
物證是破案的關鍵，偵查首先要收集有效的物證，物證是否有法律及科學價值與效用，在於是否能與案件相關或連接線索。現代法律越來越重視物證，從而產生一種反常現象，一些警察覺得要破案就要靠物證，遂將現場大小物件都帶走，警察局反而變成搬家公司，任何案件都收集了四、五百件物件，從天花板到地板都搬進化驗室，讓化驗人員判斷。
但是，如果化驗人員沒有親自到現場的話，他們也無法確定哪些是有用的物證。有時99%的都沒有用，真正有效的物證反而埋沒在這些沒有用的東西裏麵。所以，培訓警務人員辯識物證價值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麵，也應提升鑒識人員的水準，增添儀器，增加經費，才能讓化驗室真正發揮作用。
偵查刑事案件的第三根支柱是人證，意即從各種消息麵獲取證據與線索，以尋找案件的證人。古代甚至近代的警察是以屈打成供的方式來偵訊，但是隨著社會變遷，警察不能再將所有的嫌犯都帶回警察局偵訊因此，公安機關必須學會如何和社會各界合作，從受害者家屬，嫌犯，線民，臥底警員以及媒體等不同來源到線索。得到線索後還要判斷其真偽，再順藤摸瓜找到人證，獲取有效的證詞。
第四根支柱就是要有運氣，任何從事刑事偵查的人都知道，運氣很重要。運氣並不會憑空而來，偵查人員要抓住機會，要有能力辨別這些隱含著運氣的機會，而這種能力要從辦案的經驗中逐漸累積而成。例如，現場剛好遺留一隻腳印，如果沒有當場發現其重要性並及時保留，很可能就會被毀滅而永遠消失。如果我們能夠找出並加以顯示，很多人會說這是運氣，但是你必須仔細搜尋，才能掌握這樣的運氣。
有時，外勤的偵查員很賣力，內勤的化驗員也很稱職，現場處理得很好，也收集到幾千條線索，但是如果沒有運氣，無法組合這些有利條件的話，就象在玩拚圖一樣，會因為缺少一些關鍵的圖片，而無法完成整個圖案。
當然，處理現場的經驗是無法從書本上學到的，必須要從偵查過程中不斷地吸收積累而成的。
1983年2月，在沈陽發生了聞名全國的“二王”搶劫殺人案。王宗方、王宗瑋殺人逃脫後，流竄了7個多月，全國公安機關為抓捕“二王”進行了艱苦的工作，鄂、湘、贛、皖、豫等重點省組織了大規模的調查、追蹤。最後，二犯在江西境內被發現，當地軍警密切配合，終於將“二王”擊斃。
“二王”搶劫殺人案的偵破工作暴露了很多問題，使公安部認識到刑事鑒識科學的重要，從而決定大力改造。從80年代起，時任公安部部長的劉複之非常重視刑事鑒識人才的培養，不斷地派遣精英赴國外學習。這才使得國內刑事鑒識方麵的能力有了長足的發展，為現在的刑事偵破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