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之前的30年，全球製造業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眾多國家的製造能力之間形成了一個較為公平的賽場，這為全球製造業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公平的基礎。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中國生產能力的提升是這種趨勢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這種變化對中國來說非常有利，但是使一些發達國家憂慮起來。銀行倒閉和嚴重的信貸危機引發了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自此之後發達國家經濟的持續低迷加劇了這種憂慮。其他相關因素還包括揮之不去的與歐元走向相關的歐債危機，以及對美國政府過度負債的擔憂。大多數國家力圖使經濟重返持續擴張的軌道，但也開始擔憂發達國家長期以來在製造業領域的優勢將終結，美國尤為顯著。
這種擔憂是毫無根據的。老牌的發達國家進入工業化世界的機會依然很多——有可能還會更多。先進國家擁有很多技術、社會和經濟方麵的優勢，它們有能力同其他國家一起參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製造業務。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令人欽佩，但是中國的製造業將無法延續以往的擴展速度。已有跡象表明，在工資和能源成本高漲、環境挑戰日益嚴峻的壓力下，中國工業產量的增速將會減緩。
2011年，這種跡象在美國表現得尤為明顯，波士頓谘詢公司發布了一份預測報告：隨著過去十幾年轉移到中國的工廠的“回流”，美國在2020年前將創造300萬個就業崗位。2000~2010年出現的生產率大規模提高在2010~2050年可能不會重現。所有國家的生產率都將增長，但增速會更均衡。如果說2000~2010年全球工業總就業人數比例嚴重失衡，貧窮國家就業率增長而富裕國家就業率下滑的話，那麼未來幾十年，製造業的就業趨勢將會顯著不同。隨著生產率持續均衡增長，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工資標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牌的工業化國家製造業總就業人數的比例將不會繼續下滑。2010年，很多國家這一比例已開始從15.5%往上緩慢攀升。整個19世紀，全球富裕國家製造業總就業人數比例從1800年的15.9%上升到了1900年的49.3%。2010年之後的100年，我們可以期待同樣顯著的變化：在21世紀末，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就業比例將會比21世紀初高出很多。
未來，各公司的重心在於改變自己的方法，以適應全球製造業更為廣泛的平台。“純設計”製造商將會成為一個更為重要和動態的群體。這樣的公司將主要聚集於高成本地區，會在產品開發方麵投入大量的員工，並將產品生產轉至世界上工資水平較低的國家。這種類型的公司將會逐漸成為複雜價值鏈的一部分。在價值鏈中，不同的生產企業是獨立的，散布於全球。考慮到技能和成本因素，個體經營將更適合本地製造。大多數的製造商，不論是在富裕國家還是在貧窮國家，都需要製定全球戰略，他們必須善於從全球視角考慮尋找供應商、客戶和合作夥伴。
技術的開發和吸收對製造業的發展方式至關重要，技術思想（也許就是設計或訣竅等，而不是有形產品的一部分）的轉換可能會成為日益推動製造業發展的全球價值鏈的重要部分。產品的技術含量將逐漸影響產品使用的舒適度及全球生態係統的發展方式。同時，技術將直接影響產品生產地的選擇，其他有關因素還包括生產中需要的勞動力數量、能否獲得技術工人和供應商，以及產品設計為適應最終需求而變化的頻繁程度。擁有較高技術含量、需要較少直接勞動和較多變化的產品可能會繼續在高成本國家生產——至少是在銷售地生產，而不是從相對較遠的低成本國家運輸過來。如果待售產品售價很高，那麼在高成本國家建立工廠在經濟上可能更劃算——可能是因為這些產品能夠滿足一個較小的利基市場，那裏的競爭者很少。
無論在高成本國家，還是在低成本國家，製造流程將逐漸呈現出混合製造的特點。不論公司規模大小，這種方式將成為其運營方式的一部分。“微型跨國公司”的概念將更為人熟知，即模仿大公司從全球角度運營工廠、技術夥伴關係和營銷的小公司。高低成本混合運營的戰略表明：在新工業革命時代，成功的路徑並不唯一。隻要發揮智慧、機智和想象力，條條大路通羅馬。
高成本國家的現代製造業始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在這些地區保留生產和設計崗位的優勢將更明顯。當產品的產地就是使用地時，或者產地毗鄰使用地時，好處將更明顯。“本地主義”（為本地消費而生產產品）將會成為一個越來越大的特色，具備這種特點的、成功的高成本製造商將會組成小規模生產“集群”。
集群通常會聚集在小城市中心的特定區域，旁邊圍繞的不再是傳統重工業，而是鄉村。過去，工業增長中經常（盡管不是一直）會出現工業技能的集中。這些地區的企業可能會生產同類產品，並從技術、供應商和客戶的共享中獲益。通過融合獨創性和新穎的想法，一些集群及其企業將會蓬勃發展，其他集群則可能逐漸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