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三年，當安南黎季犁政權大舉入犯鄰國，造成東南亞地區緊張之際，明朝也積極支持屢遭安南入犯的占城，打破慣例，積極救助占城，“占城求援於明，明人駕海舟九艘援救”。第二年，成祖果斷出兵，令“廣東都指揮司選精銳兵六百人，以能千千、百戶領之，具器甲糗糧，由海道往占城，會兵伐安南”。在安南各階層的支持協助下，最終推翻了黎季犁政權，顯示出明朝維護地區安全與和平的堅定決心。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以德睦鄰是明朝外交政策的出發點，而勸和息爭是以德睦鄰政策的繼承和發展，是以德睦鄰政策的一種體現。明初之所以對外國勸和息爭得以成功，是由多方麵因素決定的。首先是明朝作為一個世界大國，具備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對周邊國家形成了重要影響。一個以明朝為中心的朝貢體係，從政治、經濟上看，對周邊國家有較大影響力。周邊國家多需求於明朝，都希望通過與明朝朝貢貿易來增強實力。因此，明朝強大的實力是勸和息爭成功的重要基礎。
其次是明朝在處理與外國關係時始終堅持以德睦鄰，與鄰為善，和平共處的外交方針。明朝雖然作為大國，但始終與周邊國家和平友好，政治上不幹預各國內部事務，軍事上不侵占別國土地和掠奪別國財富，經濟文化上與各國互通有無，因此贏得了周邊國家的高度信任。
再次是在勸和衝突雙方時，明朝沒有任何私利，而是對雙方循之於理，誘之於情，既不偏袒任何一方，又對主動挑起爭端者加以批評，無論是勸說還是批評均能夠以理服人，以情感召人，真正讓衝突雙方了解發生戰爭對雙方均有弊而無利，讓雙方能愉快接受建議罷兵和好。對於稱王稱霸，危害鄰國而又屢不聽勸者，則果斷加以處置，也讓周邊國家看到了明朝作為朝貢宗主國的力量與承諾，因此對明朝更加信服。
三
外交政策是一個國家內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外交政策成功與否，對整個國家政治安定，經濟發展和邊疆安全都有著至關緊要的作用。明初外交政策無論從當時看還是後世看，都產生了積極的效果，這從以下幾個方麵可以體現出來：
其一，由於明朝采取以德睦鄰，廣交鄰國、以鄰為善，化解矛盾，和諧周邊的外交政策，很快贏得了周邊國家信任，迅速改變了元朝時期對外征伐而對周邊國家統治者和人民所形成的那種恐懼心理。正是因為有這些恐懼心理，才導致明朝建國之初，所派到一些周邊國家的外交使節或被殺，或被拒，或被扣；出現了“信不好通”的不利局麵。給新生的明王朝外交造成了極大的不便。但是經過二三十年持之不斷的努力，周邊國家不僅深刻了解了明朝以德睦鄰外交政策，而且從實踐上得到了這種政策給他們帶來的好處。因此，周邊小國均爭先恐後與明朝建立官方關係，以明朝為中心，周邊諸多國家參與的“朝貢製度”開始建立。從明初外交“信不好通”到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諸番振服”，形成空前絕後的外交盛況，明朝作為泱泱大國的地位得到了周邊國家的承認和尊重。
其二，明初以德睦鄰外交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嚴峻的周邊形勢，為明朝建國以後盡快穩定國內局勢，恢複和發展經濟提供了良好契機。明建國之初，由於經曆元末數十年戰亂，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燕趙齊楚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幾百萬人流離失所，惡劣的經濟形勢嚴重影響著政權的穩定。隻有在以德睦鄰，以鄰為善的外交政策下，才能有效減少與外國的軍事衝突，明朝因此避免了大規模對外用兵，集中精力恢複和發展經濟，並且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到洪武末至永樂年間，已是“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江腐不可食”，正是基於經濟的全麵恢複發展，明朝開始國力強盛起來，無論是在國內建設或對外交往中，都有了充足的資金和物資儲備，因此能夠有“中官造巨艦通海外諸國，大起北都宮闕，供億轉輸以巨萬於計，皆取給戶曹——國用不絀”，由於國庫儲藏豐富，其物資為朝貢貿易順利推行，奠定了堅定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