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的《從稻作發展看農民的經濟意識變遷》是一篇經濟人類學論文。這篇論文研究廣西某村的經濟意識變遷情況，突破了經濟學研究中僅僅關注經濟本身的局限，轉而關注人在經濟活動中的思想意識問題。這是一個新穎的主題。同時，正如作者指出的，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農村的發展困境是因為農民的經濟意識未能適應經濟發展要求。但農民的意識又是與他們所處的環境相關的，農民的發展應該是他們的主動性追求，而不是一種對政府工作的被動接受。因此，研究農民的經濟意識，對農村經濟發展的策略製定和農業發展的具體指導有實際意義。作者通過對一個具體村落的案例研究，分析了當地農民在土改前的集體生產時期和分田到戶後家庭承包責任製時期的經濟意識的變遷，指出了農民在集體化體製下的經濟意識中具有“道德經濟”的特點，但並非農民是非理性的，而是在這樣的體製下農民無法真實表達自己的經濟意識。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農民的經濟意識得到充分地展現，同時具有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意識的特點。農民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各方麵的意識已經越來越趨向於現代化的商品經濟意識。影響這些經濟意識變遷的因素很多，有國家的行政力量、科技因素、自然環境以及市場和傳統的力量等。通過研究，作者還預測出農民經濟意識的未來發展趨勢，那就是，“道德經濟”成分的減少和“經濟人”成分的增強，“理性”成分的增加，農民的經濟意識將更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該文為經濟人類學的農民研究提供中國的研究案例，並為經濟人類學的農民經濟意識研究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是這篇文章的學術貢獻所在，特別值得一讀。
此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擅長於質的分析，傳統的方法基本都是進入一個村莊後，進行參與觀察和深入訪問來獲得原始資料，然後對這些資料進行質的分析。該文除此之外，運用量的分析方法也是一大特色，這更接近經濟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也許隻有量化的數字最能說明經濟問題。而林海是本校2002級惟一一個提前進行碩士論文答辯的同學，也就是在2004年5月，他提前一年跟2001級的畢業生同時進行答辯，並通過了答辯。在短短的兩年碩士學習階段結束前，他就完成了別人三年才完成的學位論文的撰寫，可見他的學術功底較深，這也得益於他在大學本科四年的民族學專業學習的知識積累。這對他來說，是可喜可賀的事情。
陸進強研究的是瑤族的石牌製與民族法製建設關係，他是為了回答盤村的新石牌製的曆史、功能以及它是如何達到控製社會的目的，及其對我國民族法製建設的意義等問題而選這個題目來研究的。作者通過田野研究，並以13個案例為資料來說明瑤族新石牌的產生、內容和運行狀況等，分析了新石牌的性質、運行機製以及新石牌的命運等問題，認為新石牌起到了盤村社會控製的達成和社會秩序的重構作用，以及新石牌對我國民族法製建設的立法、普法、執法和司法等方麵具有重要的意義。
目前，法人類學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民間習慣法也越來越成為人類學關注的對象。這篇有關瑤族習慣法的研究在關注地方法律與國家成文法之間的關係方麵有所創新，沒有局限於石牌製這一地方法律本身的解釋，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來討論地方法律對國家成文法具有的意義，從而打破了過去對地方法律的偏見。無疑對我們今天如何更好地對待習慣法、村規民約等地方法律在維護社區秩序上所發揮的作用提供新的視角，對法人類學關注的讀者可一睹為快。
羅柳寧的論文《壯儂互動：現象與動因》是以那坡縣平孟鎮念井屯跨國民族為例來探討族群認同問題的文章，角度十分新穎。該文運用22個個案，生動地給我們展示了跨國民族——壯族與越南的儂族之間在語言、生產生活、經貿、姻親等四個方麵的互動圖景及其族群認同，並對其互動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作者較為熟練地運用了族群認同理論中的原生論和工具論以及巴斯的邊界論來研究跨國民族的認同問題，並對他們的認同提出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多元認同——在不同場景下的族群認同、地域認同和國家認同，這三種認同之間又密切相關，國家認同涵蓋了地域認同和族群認同。這對族群認同理論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