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斯圖爾德（Julian Steward）是首位從生態學、生態係統的角度來闡述文化係統和自然環境之間密切關係的人類學家，1955年他在《文化變遷論：多線進化的方法》一書中提出了文化生態學理論和方法，成為文化生態學的創始人。文化生態學的方法最重要的貢獻在於提出了環境和文化並不是兩個不同的方麵，而是辯證式的相互作用，或叫反饋、或叫相互的因果關係。斯圖爾德特別注重解釋環境資源、利用環境資源的工具與知識（技術）、使技術與資源結合的工作組織等第三者間的互動關係。在互動觀點中還將種群生態學與係統生態學應用到人類學研究當中，斯圖爾德在30年代對大盆地和西南印第安人的文化生態研究中，特別分析了環境對種群分布的影響，把地理上相互聯係的自然特征，包括水、海拔、溫度、地理障礙和食物存在的年度變化作為種群分布的決定因素。1963年，C·格爾茨的《農業退化》是生態人類學的另一個裏程碑。格爾茨認為人類學的研究可以注重係統的普遍性（係統結構、係統平衡、係統變遷），而不應隻注重“文化”和“自然界”變化中對應兩個變量之間點對點的關係上。
近年來有學者將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從兩個層次進行分析。一個層次是在自然係統中的人與自然的關係。在這個層次，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人作為自然生態係統中的“高級消費者”，而其他生物作為“低級消費者”，人與自然界中其他生物構成了食物鏈，進行簡單的物質循環與能量轉換；另一個層次是在人類生態係統中的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在這個層次中人類通過文化手段，最大限度地利用和控製自然生態係統資源，而由於自然界的反作用力使得人類不得不想盡各種辦法適應自然。
經濟人類學實在主義的創始人卡爾·波朗尼（Polanyi，K）認為，“實在”這一概念的來源是人與周圍環境間一種製度化的相互作用過程。人類及人類社會用以滿足自身需要的物質手段，就是從這一過程中被創造出來的。在這種意義上，“經濟”是一種被製度化的（相互作用的）過程，人類與周圍環境之間，為了得到滿足物質需要的手段而發生相互的作用，即進行“交換”。因此，貨幣也好，貿易港也好，作為“製度”所具有的實在含義，是能夠從它們聯結人與周圍環境的相互作用過程中得到解釋的。這就是說，貨幣或貿易港，隻有作為包括自然環境在內的各種關係的相對性“存在”，才是在實在的意義上可定義的。經濟人類學在關於“經濟”的理解中，充分考慮了人與自然的關係，提出了有別於傳統經濟學的觀念，在“實在”含義下，人類的“經濟”行為更依賴周圍環境，因而在經濟人類學中，比傳統的經濟學觀念更關注人與自然的關係，自然環境狀況的好壞將會影響人們的經濟活動取得的成果，自然環境和人類經濟活動有著直接的關聯。
（四）我國民族學、人類學對瑤族刀耕火種的研究
瑤族是一個曆史悠久的民族，因其特殊的生存環境和生存方法，吸引了大量中外學者調查研究。清朝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徭壯》已有關於瑤族刀耕火種確切的記載：“食盡一山，則移一山”，可是，對刀耕火種方式的研究主要還是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自解放以來，黨和國家十分重視少數民族問題的研究。1950—1966年，政府開展了大規模的民族社會曆史調查，在80年代形成了不少瑤族刀耕火種的研究成果，如：周政華、盤劍波的《略論瑤族的遊耕》、胡起望的《試論瑤族遊耕的發展》、日本學者竹村卓二的《瑤族的曆史和文化》、《廣西瑤族社會調查》等等學術研究，都對瑤族的刀耕火種方式也進行了深入探討，從不同角度作了新的論述；到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如：和國欣的《來自努江峽穀的報告——從“刀耕火種”到向現代農業跨越》、陳法揚和李鳳的《中國刀耕火種與替代農業》、尹紹亭的《試論當代的刀耕火種——兼論人與自然的關係》、吳兆錄和朱化玲的《西雙版納跳壩河地區刀耕火種的替代農業》、王建革的《人口、生態與我國刀耕火種區的演變》、美籍學者胡兆華的《“刀耕火種”個案研究，在農業發展上的意義》等等大批關於刀耕火種研究的學術成果；進入21世紀，隨著廖國強的《刀耕火種與生態保護》和《雲南少數民族刀耕火種農業中的生態文化》、諸錫斌和李鍵的《試析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少數民族傳統耕作技術》、徐祖祥的《試析近代以來雲南瑤族傳統遊耕經濟和村社製度中的宗教因素》、尹紹亭的專著《人與森林——生態人類學視野中的刀耕火種》等等的發表，所有這些研究成果對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種進行了較為全麵地分析論述，明確反對以往將刀耕火種視為“原始”、“落後”的農業生產方式的觀點，把人類學的觀念與山地民族的農耕方式緊密相結合，更科學、全麵地分析了山地民族人與自然的關係。如今，隨著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提出，生態農業進入了全麵實施的發展階段，對瑤族刀耕火種的農耕方式提出了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