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傳統農耕方式、傳統
文化與社會變遷一、傳統農耕方式——刀耕火種
（一）刀耕火種生產方式
刀耕火種是一種森林農業形態，最早的文字記載見《華陽國誌·南中誌》，隋、唐、宋、元時期的記載很少，明、清時期才多起來。道光《他狼廳誌》言：“瑤人，自粵遷來，居無定處，每至深山開墾耕種，俟田稍熟，又遷別所開墾如前，不憚勞瘁。”《馬關縣誌》卷二亦載：“瑤性野而多怯，不輕入城市。刀耕火種，故足跡所至，林箐難存，籌伐盡則他徙。”刀耕火種最典型的特征是輪歇，所謂輪歇就是輪換拋荒和耕種。據尹紹亭在雲南的資料統計顯示，如果實行耕作3年、拋荒15年的方式，一個村寨每個人需要24畝地才可使生產正常運轉；如果實行耕作5年、拋荒20年的方式，每個人需要20畝地才可保證生產正常運轉。可見，瑤民要維持生產與生活，對生存環境的依賴性很高，不但土地要肥沃，還要有足夠輪歇的麵積。瑤族同胞自古以來都習慣居住深山，交通不便，山勢陡峭，自然條件惡劣，千百年的瑤族曆史，證明了刀耕火種方式是他們適應深山生存環境的選擇。日本學者竹村卓二先生認為刀耕火種的生態係統，不但與局部地區的環境有關、與其內部的組織、技術、人口動態有關，還與外部社會有關。
生態學對遊耕的界定為以下的特征：用燒佘技術清理林地；種植作物隻用掘棒和鋤，用耕；除燒佘清理時堆積的草木灰外，不施肥料；不用動物牽引或動物機器，完全靠人力；不用灌溉；土地遊移頻繁，並且在一個平衡係統中，土地是循環的；土地隻短期連續耕種，通常不超過2~3年，然後拋荒相當長時間，通常為10~15年。50—70年代的生物學家調查發現，進行過刀耕火種的土地害蟲和病疫增加，雜草增長，土壤條件惡化，表土受到侵蝕，土壤的營養狀況惡化，土壤的動植物群數目與結構改變，因此認為刀耕火種會對自然界產生有害影響，而且這種方式難以自我維持。
（二）人類學視野中的刀耕火種
美國人類學家斯圖爾德（JulianSteward）是新進化論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最早提出試圖從生態學、生態係統的角度來闡述文化係統與自然環境之間密切關係，創立文化生態學研究方法的學者。他認為文化之間的差異是由社會文化與環境相互影響而引起的，這種特殊的適應過程主要指滿足人們基本生存的自然資源與人的生計技術之間的相互關係。因為斯圖爾德的“文化核心”是由社會經濟部分——與生計活動和經濟安排最密切相關的社會特征構成的，故其文化生態學方法涉及以下幾個方麵的分析：環境與開發或生產技術之間的相互關係；“行為”模式與開發技術之間的相互關係；“行為”模式與文化其他部分影響的程度。他主張文化之間的差異與類似是由生計技術與環境的適應關係決定的。
很遺憾，在整個人類學學科中，人們總是把經濟人類學與生態人類學完全分離，其實這二者在研究中有著交融的領域。無論對“經濟”範疇的理解有何不同，生產要素是經濟活動的對象，因而生產要素中重要的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也是經濟人類學要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作為人類社會基礎性要素的經濟，實質上是已被製度化了的、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一種相互作用的過程。經濟狀況取決於社會如何運用它的技術來開發自然，也取決於自然本身的條件，因此，一係列相互作用的有機體種類和自然環境構成的生態係統，如溫度、雨量、土壤結構等問題，成為經濟人類學生態分析的範圍。人與自然的問題超越了生產活動，僅從生存的物質角度來理解生態係統的概念，是有局限性的，還應考慮到感情、規範、承傳等精神環境的因素。生態係統並不僅僅是實際的自然環境，還涉及生態精神係統，當人們遇到不可確定的事情時，就會求助於超自然的祈禱、占卜和儀式。生態分析的取向強調，由於自然環境在不同地區造成的不同問題，導致了不同民族之間共同體經濟結構的差異，同時，經濟社會組織也決定著自然問題的解決方式。一個特定社會的生產方式是一個各種活動相互依存的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