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旅遊研究領域，大多數學者們並不太注重各種學科邊界。旅遊人類學研究權威史密斯（ValeneSmith1980）、萊特（JamesLett1989）等人認為，在旅遊領域研究，人類學與其他學科區別在於：“它是否采用全局性、跨文化比較的觀點（方法）。他們以此標準來衡量某一研究是否屬於人類學性質。”這些學者從人類學強調的整體觀出發，認為不同區域不同文化之間，彼此緊密相關，都負載著人類文化共同因素，擁有特定存在價值。人類學之所以遵循跨文化比較原則，是為幫助人們超越自身文化的“中心主義”，借助於理解文化的異同，認識到不同文化鮮明個性正是構成豐富多彩人類社會的必要條件。
人類學參與旅遊現象研究為時較晚，最先是從旅遊對接待地社會文化影響研究開始的。“1963年，人類學學者努尼斯（Nunez）發表了一篇論文，論述一個墨西哥山村開展周末旅遊帶來的影響，西方旅遊人類學一般將其當作人類學學者加入旅遊研究的標誌。”早期人類學學者對於旅遊發展的調查，往往更加關注的是旅遊發展給那些不發達國家、地區、族群等帶來的影響的某些方麵。“早期研究常常是描述性（理論研究相當少），並傾向於考慮旅遊對目的地社會到底是益是害這一簡單化價值判斷，比如論證‘發掘一個地區的旅遊潛能雖然能增加其社會福利，但是卻不能給當地民眾帶來真正福音等’。”他們之所以有這種否定態度，主要是由於當時許多人類學家對於西方社會製度中權力機構的不信任，特別是對那些在旅遊目的地帶有帝國主義性質行為的憎惡，認為雙方很容易形成統治和從屬的關係。隨著現代旅遊規模前所未有的擴大，人類學對旅遊行為研究著眼點，漸漸從揭露事實真相轉變為對旅遊負麵影響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的評論上，而由於旅遊所帶來的負麵影響主要集中到不發達國家和地區，主要涉及旅遊對接待地社會文化和環境生態影響方麵的問題，所以人類學研究也相應集中到這個領域，同時，旅遊人類學研究的主要突破也集中在這裏。
人類學指出，現代旅遊行為變得越來越複雜，而且充滿矛盾和各種利益衝突。如接待地文化商品化過程中傳統文化的衰退問題、“偽民俗文化”的泛濫；在一些市場經濟不發達國家和地區，大量來自發達國家遊客帶來的不同文化衝擊，使當地傳統倫理觀念、社會和家庭的傳統凝聚力減弱；賣淫、犯罪、賭博、吸毒等現象泛濫，環境和生態遭到破壞，動搖著接待地社會的整個基礎等等。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發展旅遊事業是禍是福，議論莫衷一是。“如哈萊爾·邦德（HarrellBond1978）在《麵向外部世界的一扇窗戶：岡比亞的旅遊和發展》一文中，對由外界刺激和外來導向引發的發展提出疑問。盧基西斯（Loukissas1978）在《旅遊和環境的衝突：以希臘馬可納斯島為例》中指出，旅遊使該地區環境急劇惡化。皮·桑亞（PiSunyer1977）研究了布拉瓦海岸地區的大眾旅遊，認為它強化了陳規陋習。努尼斯（1977）對外來因素導致旅遊目的地文化發生“可口快樂化”現象感到很失望。最有代表性的反對觀點是格林伍德（Greenwood1977）在《切開零售的文化》中提出的，他認為旅遊使巴斯克地區阿拉德節日儀式商品化，這一節日儀式深受當地人們喜愛，凝聚了許多當地傳統文化，人們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成為現代市場機製中的一個元素是他無法忍受的。”
一個極為重要的研究成果終於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這就是1977年史密斯主編的《主人與客人：旅遊人類學》。人類學對旅遊的社會文化影響領域內的研究開始取得突破性發展，提出“旅遊人類學”的概念，雖然這個概念在以前和後來都有人提到，但是首先以一本論文集形式出版，包括15篇文獻，分別討論旅遊人類學理論架構問題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旅遊行為案例，以反映可能成為旅遊學科中第一個學科分支的構想和框架的，就是該書。該書也被國際旅遊學術界的《旅遊研究年刊》稱為旅遊人類學的裏程碑。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旅遊人類學學者們覺得，如果總是以單一思維方式進行的簡單價值判斷已經遠不能適應複雜社會情況，以較為客觀態度思考問題的人越來越多。旅遊人類學研究權威加法爾·加法裏（JafarJafari）指出，在旅遊人類學研究中，“以科學為基礎的台階”正在形成。“其實，也有一些早期研究者對發展旅遊持客觀態度，麥基恩（Mckean1976）對巴厘島、科恩（1979）對泰國、波斯維恩（Boissevain1978）對馬耳他和曼斯蒲格（Mansperger1981）對布拉瓦海岸地區的研究都指出：旅遊是一種良性或者是有益的發展途徑，它對當地社會文化和環境的破壞並不如我們想象的大。”在這種“客觀態度”潮流影響下，部分人類學者開始重新審視早期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1989年史密斯主編的《主人和客人》的再版。“在1977年的第一版中，學者們大多隻把旅遊當作引發當地社會變遷的主要因素，而第二版全部11篇案例研究論文則從人類學觀點分別探討非西方文化社會、西方邊遠地區社會和複合社區的旅遊活動對當地社會改變、影響和發展的關係，這裏需要著重指出，編者在她的序中明確提出‘旅遊並非是許多社會文化改變的主要因素’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