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筆者卻也多次看到，韋JX和寨裏的幾個婦女，包括筆者的房東妻子，都經常被縣裏和其他紅瑤寨請去傳授“標準”的紅瑤服裝穿戴，“縣裏麵說我們這個寨的衣服漂亮整齊，就要我們去參加一些活動，還要去別的寨教她們”，她們的高興之情溢於言表。“你現在在龍勝看到的紅瑤服裝好像都差不多，其實幾年前的區別還更大，一眼就可以看出來是哪個地方的紅瑤。不過現在都是買機織的服裝，差別就不很大”，縣裏一位研究紅瑤的同誌告訴我。後來我看到細門寨婦女原來的服裝，其實就是外行也看得出有很大的差別，寨裏幾個會做紅瑤衣服的婦女告訴我，現在年輕婦女的挑花是做得不錯，甚至比她們還好，但製衣就不行，因為她們練習得少，而做紅瑤衣服難就難在製衣，因為它最講究手藝，也最累人，如絲線的製作、編織的搭配、蠟染技巧的熟練等等，“現在都是機織的，當然容易”，她們有點不服氣地說。
也許，細門旅遊的開發給了當地群眾實現自己夢想的可能，在前麵的三個例子當中，我們就有了這種感受；但在後麵兩個例子當中，我們也可以清楚感受到，旅遊開發帶給他們其他方麵的衝擊，使他們也在不得不經受並適應著。將來還可能有更大的挑戰在等待著細門寨的紅瑤群眾。
（第五部分）“真假參半的文化旅遊”的形成及後果
一、“文化旅遊”的形成原因
結合前麵的敘述，我們還是應該客觀的看到：旅遊，尤其是在中國少數民族地區開發旅遊，通過具有民族地區特色的人文、曆史等旅遊景觀的再現和重組，一方麵展示少數民族自身文化智慧和創造力，增強凝聚力和自信心以及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麵，也使得基本處於主流文化群體的遊客在民族旅遊中獲得對少數民族文化的新的認識和再認識。但是，當我們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現在的民族旅遊時，當我們考慮到民族作為一種生活文化所具有的生態性原則的時候，我們有理由憂慮的是：民族文化的旅遊越來越開始遠離其原生的文化生存環境，開始商品化、儀式化了。當民族生活失去其生存土壤，被置於戲劇化、儀式化的場景之中，成為觀賞和被觀賞的對象時，我們不得不承認，民族旅遊由於權力政治與資本因素而注入了大量意識形態與商業經濟的因素。
（一）接待地旅遊權力者的作用
從細門紅瑤寨旅遊表述看，實際上，現在的民族旅遊體現了現代時期文化的諸多特點，真實的實在轉化為各種影像，用一種娛樂化、縮微的方式展示某一族群或者社區“必然”具有一定曆史意蘊的當地文化，真實的生活物化為千篇一律的儀式。旅遊部門一再強調，民族文化旅遊的意義與價值在於體驗不同文化情調，而旅遊者將看到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體驗一次充滿異域情調的旅遊審美，當然各種策劃者都用種種煽情的語言激起旅遊者的無限遐想。但是，細門寨的事實告訴我們，民族文化旅遊從策劃、設計、投資、建設、推向市場等一係列步驟都表明，旅遊部門向大眾推出的隻是一種可供消費的文化產品。
西方旅遊人類學把類似性質的文化產品稱為“奇觀社會”。就像細門寨的情況一樣，當地旅遊權力部門通過各種各樣的傳播途徑和宣傳手段塑造出一個紅瑤的“奇觀社會”，遊客的認識通過這些奇觀被規定、被控製，他們的旅遊體驗通過奇觀獲得，個人在旅遊商品的包裝、展示和消費麵前失去自主能力。當真實世界化為奇觀時，奇觀反而成為真實的代表，遊客已不再能用直接的方式了解紅瑤，而必須通過奇觀來了解紅瑤。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在這種表述的背後，各級地方政府和旅遊相關部門，就當仁不讓成為“文化旅遊”的真正創造者和推動者，而“奇觀社會”的形成，隻是一種具體體現、一種附屬產品和一個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