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結束語
如果我們把旅遊研究過程從學術發展上做出回顧時，我們就會發現，國外旅遊研究是從研究旅遊活動的經濟現象開始，而以研究它的文化內涵進入20世紀70年代，並延續至今。可以這樣認為：二戰以前的數十年是把旅遊活動作為經濟現象研究，而二戰以後則是文化內涵逐漸成為旅遊研究中心。
二戰以後，旅遊基礎理論的研究並沒有引起旅遊學術界的興趣，而是不久社會學和人類學的介入則使旅遊研究開始有明顯變化，出現戰後旅遊研究的新局麵，奠定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發展起來的“旅遊人類學”和80年代形成的“多學科、多維尺度”分析方法的基礎。在這種情況下，旅遊活動的文化本性得到更為廣泛和深刻的認識和論證，相比之下，在同一時期，“旅遊影響研究”中對經濟現象的研究，雖然證明旅遊收入在經濟學中的乘數效應、就業理論意義以及還取得了該學科其他方麵一些重要成果，但始終未能看見有突破性成果出現，也未能開拓出新的學術研究領域。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十分複雜，需要在深層次上作更多的分析探討，但如果從旅遊活動的形態結構上加以考察，就不難發現，經濟現象僅僅隻是一個外殼，而社會文化和環境生態關係才是它的內涵本質；前者隻是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內發生作用，而後者則在一個更為廣闊的空間與許多方麵發生錯綜複雜的關係。
所以，在旅遊活動的研究中，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和環境生態科學已日益成為國外旅遊研究中的主導科學，而人類學、環境生態科學的重要性正在逐漸超越經濟學。對一些國家來說，尤其是對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西方旅遊發達國家來說，旅遊經濟隻占整個國民經濟的一小部分，但是，日益迅速發展的全球化旅遊活動，卻在更深層次上給各國學術界帶來大量社會文化和倫理問題，帶來環境汙染、生態失調、道德淪喪等問題，這些問題與經濟現象相比，具有更為嚴重的緊迫性。因此，20世紀80年代以來，旅遊發展的社會和環境問題迅速為旅遊學術界所重視，學者們和普通大眾都已經意識到社會發展和旅遊發展的複雜共存關係，在保護社會健康發展的同時，必須要考慮旅遊的發展及其對物質資源和環境要素的合理利用，以保證社會和旅遊都得到持續發展。
30年前，研究旅遊在人類學裏被認為是膚淺的、不嚴肅的，今天，“研究旅遊”已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類學學者關注，研究隊伍在不斷壯大，研究成果也越來越豐富，影響也越來越顯著。但是，人類學學者們也同樣意識到自身的薄弱之處，旅遊人類學的先行者納什（1999）指出：“旅遊人類學研究的理論還須深化、方法還須提高。雖然已經形成一些較為完善的理論，如商品化理論、依附理論、官僚主義理論等，但是它們隻是一些中期理論，有一定的適用範圍，應該做進一步的提升。”克利克（Crick1989）也指出，研究旅遊的人類學者應該為整個人類學研究提供更多的民族誌材料，他還強調：“這些新的民族誌研究應該注重方法論並有堅實的理論指導。”可以看出，方法論越來越縝密、理論越來越深化是旅遊的人類學研究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