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曆來對信義看得很重，薄情寡信之人是不足以與之交往的。人一旦失一次信義，便有可能要負一世失信之名，這個代價我們絕對承受不起。胡雪岩對信義看得很重，他做生意以“戒欺”為準則，對於不義之財分文不取。他深知，做人若是在信義上有所缺失，那便等於親手毀了自己。
做人無非講個信義，童叟無欺真不二價
不講誠信隻能得一時之利，而不能得一世之利。一個生意人的信用，既要看他在某一樁具體生意運作過程中的守信程度，更要看他一貫的信譽狀況。生意人的信譽形象是由他一貫守信建立起來的。而且建立信譽形象難而破壞信譽形象易，一次的信用危機，足以使用一輩子的努力建立起來的信譽形象徹底坍塌。胡雪岩其人，無論從做人的角度還是從做生意的角度上看，都是非常講信義的。
信用、信義是一個人立身行世之本。孟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一個不能仗義而行、全無誠信可言的人，一定會為眾人所不齒。
不過，在一般人的眼中，商人似乎是一個例外。在我們大多數人看來，商人似乎都偷奸耍滑，都是靠著偷奸耍滑、爾虞我詐賺取錢財的，因而商人無信義可言，會不假思索地接受“無商不奸”的說法。甚至許多生意人自己也抱定這樣一種看法，以為沒有一副心狠手辣的肚腸，缺少幾分坑蒙拐騙的伎倆，不懂一點取巧投機的技巧，就賺不來錢，至少賺不來大錢。因此，許多生意人自己也能接受“從商必奸”的說法。
在胡雪岩的經商生涯中，他經常說：“做人無非是講個信義。”其實，做生意與做人，本質上應該是一致的。一個真正成功的商人，往往也應該是一個信義之人。比如胡雪岩，就可以稱得上是一個一等一的仗義守信的成功的商人，也可以說他的仗義守信，正是他能夠獲得比一般人大得多的成功的重要條件。
胡雪岩的仗義守信從下麵幾件事情上可略見一斑。
商人就要講商業道德，其誠信乃商業道德中的大問題。商業倫理道德是商業調整內部和外部關係的行為規範的總和。它有善與惡、公與私、正義和非正義、誠實與虛偽幾種道德範疇為標準。胡雪岩創辦的杭州胡慶餘堂之所以聲名卓著，與北京的同仁堂並駕齊驅，也在於遵循“誠信為本”的商業宗旨，取信於民。
胡慶餘堂創立於1874年，為講求製藥質量，專設金鍋銀鏟煉藥器具。在藥堂的營業廳內掛有兩塊巨匾，一塊朝著顧客，上書“真不二價”四字，另有一塊麵對櫃台，上刻胡雪岩親筆手書“戒欺”二字，旁邊有一段小字：“凡是貿易均著不得欺字，藥業關係性命，尤為萬不可欺。餘存心濟世，誓不以劣品巧取厚利。唯願諸君心餘之心，采辦務真，修製務精，不致欺餘以欺世人，是則造福冥冥，謂諸君之善為餘謀也可，謂諸君之善自為謀亦可。”
這兩塊別出心裁的匾額既標榜了胡慶餘堂的經營宗旨，又給顧客以誠實可信的印象。經過多年的發展，胡慶餘堂“雪記”招牌成為貨真價實的代號，深受廣大顧客的信賴。
胡雪岩當初創辦慶餘堂，雖起於西征將士所需要的成藥及藥材，數量極大，向外采購不但費用甚巨，而且也不見得能夠及時供應，他既負責後路糧台，當然要精打細算，自己辦一家大藥店，有省費、省事、方便三項好處，並沒有打算賺錢，後來因為藥材地道、成藥靈驗，營業鼎盛，大為賺錢。但盈餘除了轉為資本擴大規模以外，平時對貧民施藥施衣，曆次水旱災荒、時疫流行，捐出大批成藥，亦全由盈餘上開支，胡雪岩從來沒有動用過慶餘堂的一文錢。
由於當初存心大公無私，物色檔手的眼光自然不同。第一要誠實。慶餘堂一進門就高懸著一副黑漆金字的對聯：“修合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因為不誠實的人賣藥，尤其是賣成藥，材料欠佳，分量不足，服用了會害人。其次要心慈。醫家有割股之心，賣藥亦是如此，時時為病家著想，才能刻刻顧及藥的品質。最後當然要能幹，否則誠實、心慈，反而成了易於受欺的弱點。
這樣選中的檔手，不必在意東家的利潤，會盡心盡力地經營事業。東家沒有私心，也就引不起他的私心，加以待遇優厚，亦不必起什麼私心。
由於有這些管理上的前因擺在那裏，所以當胡雪岩失敗之時，慶餘堂未因胡雪岩的失敗而影響營業，慶餘堂的檔手也沒有借著胡雪岩的失利而趁火打劫。相反地，慶餘堂的夥計們都有一致的議論：胡雪岩種下了善因，必會結得善果，他一時垮下去，但早晚會再爬起來。所以，所有店員都一如既往，正常去店裏上班、維持店子的正常運營。
和胡雪岩的典當、錢莊裏的檔手、夥計比起來，胡雪岩在慶餘堂樹立了商業的良好規範，回報的是店員的一片誠心和熱情。胡雪岩自身也醒悟到，商業上若沒有恪守良訓，必不能有長遠堅實的發展。
還有一件事。胡雪岩的錢莊開業不久，接待了一位存入阜康12000兩銀子卻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的特殊客戶。這位客戶名叫羅尚德，是駐杭州綠營的千總。羅尚德是四川人，在老家時，是一個賭徒，定下婚約不提婚期，卻因為好賭，前後用去嶽丈家15000兩銀子，最後嶽丈家提出隻要羅尚德同意退婚，寧可不要這15000兩銀子。這一下刺激了羅尚德，他不僅同意退婚，並發誓做牛做馬也要還上這15000兩銀子。羅尚德後來投軍，辛辛苦苦13年熬到六品武官的位置，自己省吃儉用，積蓄了這12000兩銀子，如今已經接到命令要到江蘇與太平軍打仗，沒有親眷相托，因而拿來存入阜康錢莊。他將銀子存入胡雪岩的阜康錢莊，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一是因為相信阜康錢莊的信譽，他的同鄉劉二經常在他麵前提起胡雪岩，而且隻要一提起來就讚不絕口；二來也是因為自己要上戰場，生死未卜，存折帶在身上也是一個麻煩。
得知這一情況，胡雪岩當即決定，第一，雖然對方不要利息，自己也仍然以3年定期存款的利息照算，3年之後來取，本息付給15000兩銀子；第二，雖然對方不要存折，也仍然要立一個存折，交由劉慶生代管。因為做生意一定要照規矩來。
羅尚德後來果然在戰場上陣亡了。陣亡之前，他委托兩位同鄉將自己在阜康的存款提出，轉給老家的親戚。羅尚德的兩位同鄉沒有任何憑據就來到阜康錢莊，辦理這筆存款的轉移手續，原以為會遇到一些刁難或麻煩，甚至恐怕阜康會就此賴掉這筆賬。不想阜康除為了證實他們確是羅尚德的同鄉，讓他們請劉二出麵做個證明之外，沒費一點周折，就為他們辦了手續。這筆存款不僅全數照付，而且還照算了利息。
這就是重信用、重信義。其實，當時羅尚德手上沒有任何憑據，後來到阜康幫助羅尚德來辦理這筆存款取兌手續的人，也同阜康沒有一點關係，倘若否認這筆存款，當然是別無人證。這種做法雖然確實非常下作不義，但事實上在商場上也並不是沒有。阜康卻不肯這樣做。單從這一件事上，我們也能看到胡雪岩仗義而守信用的人品。
胡雪岩的注重信義，自然不是那種俠客義士的所謂散財行義。他的重信義，歸根到底還是為了他的生意，說穿了，也就是為了更多地去賺，更好地去賺。這也正好見出胡雪岩精於經商之道的一麵。我們知道，商務運作中買賣雙方的關係，就是一種交換關係。這種交換，本質上應該是一種互利互惠的自願交換，隻有以自願為原則，以互利為目的，這種交換關係才能長期保持，也才會有生意的興隆。俗話說，“信義通商”、“誠招天下客”，能以自己的信用誠實招來天下客，生意也就沒有不興隆的道理。比如阜康付出了羅尚德的那筆存款，就引來了大批的存進。兩個幫羅尚德辦理取兌手續的同鄉回到軍營講了自己在阜康的經曆，使阜康的聲譽一下子就在軍營中傳開了。許多綠營官兵把自己的積蓄甘願“長期無息”地存入阜康錢莊。事實上，商務運作中是最要講究信用的，沒有信用，坑蒙拐騙，偷奸耍滑，生意最終不會長久。
朝三暮四式的狡詐，最終必然失信於人。失信於人，不僅顯示其人格卑賤，品行不端，而且是一種隻顧眼前不顧將來，隻顧短暫不顧長遠的愚蠢行為，終將一事無成。
誠是一個人的根本，待人以誠，就是以信義為要。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誠能化萬物，也就是所謂的“誠則靈”，正是說明了誠的重要性。相反，心不誠則不靈，行則不通，事則不成。一個心靈醜惡，為人虛偽的人根本無法取得人們對他的信任。所以，荀子說：“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智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明人朱舜水說得更直接：“修身處世，一誠之外更無餘事。故曰‘君子誠之為貴’。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舍誠而能行事也；今人奈何欺世盜名矜得計哉？”所以，誠是人之所守，事之所本。隻有做到內心誠而無欺的人才是能自信、信人並取信於人的人。
一個人立身處世，信用很重要，這是人的名譽的根本，是人格魅力的深層所在。但信用絕非一朝一夕便可樹立。
我們常說的“君子一言，駟馬難追”，講的就是人的信用。一個沒有信用的人，是為人所不齒的。現在的生意場上，公司、企業做廣告做宣傳，樹立公司、企業在公眾中的形象，就是想提高公司、企業的信用度。信用度高了，人們才會相信你，和你來往，成交生意。不過，公司、企業的信用度得靠產品夠佳的質量、優良的服務態度來實現，而非幾句響亮的廣告詞，幾次優惠大酬賓便可做到。人的信用也是如此。
吹牛皮的人，可以用自己的嘴巴將火車吹著跑。人的信用，不是靠三寸不爛之舌便可“吹”得起來的，得看實實在在的行動。說得天花亂墜，而做起來又是另一套，隻會讓人更厭惡、更看不起，何談為人的信用？獲得眾人的信任，鑄就自己的信譽，不論你采取何種方法，篤誠、守信及勤勞是最根本的要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