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是一個導演幕前幕後戲的“高手”，因為垂簾聽政，掌握皇權，是慈禧追求的目標，可以講這是一個大謀劃。
某軍機章京在《熱河密劄》中把太後鈐印和八大臣讚襄政務的政治體製美化為“垂簾輔政，兼而有之”，似乎這一政治體製已經實現了太後垂簾聽政了。
鄧之誠也這樣認為：“即已看折（鹹豐十一年十月初五日諭雲，載垣等言臣係讚襄皇上，不能聽命於皇太後，即請皇太後看折亦為多事），召見軍機（鹹豐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諭雲，特召見載垣等八人）且以朱代筆（吳慶坻《焦廊脞錄》一雲，凡應用朱筆以印代之，母後用禦賞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印訖），即無異垂簾。所不同者惟不召見外臣，擅行攔阻，是何必爭，觀董疏皆以別簡親王與垂簾並請，始悟所爭在此不在彼矣。”就是說，兩太後原先就已垂簾，政變所要解決的不是太後垂簾的問題，而是別簡親王輔政。
兩宮太後真的原先就實現了垂簾嗎？不是的。垂簾與否不是看形式，而是看實質，即看權力真正掌握在誰的手裏。當時的權力完全控製在八大臣手中，兩太後隻是鈐印的傀儡而已。兩太後隻有垂簾之名，而無聽政之實。因此，既不是什麼“兼而有之”，也不是什麼“無異垂簾”，而是八大臣代行皇權。對這種被人操縱、任人擺布的政治體製，兩宮太後，尤其是慈禧，是極不滿意的。她們想實行控握皇權的真正的垂簾聽政。
慈禧借董元醇上疏之機做了頑強的抗爭。但由於她們駐蹕熱河，遠離京師，處在肅黨包圍之中，孤兒寡母，身單力薄，鬥不過八大臣，不得不暫時屈從。但是，她們須臾不曾忘記靜待時機，以求一逞。
此時，在恭親王奕的策劃下，統帶重兵的勝保和資深重臣大學士賈楨等各上一奏折。九月二十八日勝保上一《奏請皇太後親理大政，並簡近支親王輔政折》內稱“為今之計，非請太後親理萬機，召對群臣，無以通下情而正國體；非別簡近支親王佐理庶務，盡心匡弼，不足以振綱紀而順人心。”九月三十日，大學士賈楨、大學士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上一《奏請皇太後親操政權以振綱紀折》，內稱：“為今計之，正宜皇太後敷中宮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權，使臣工有所稟承，命令有所谘決，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
一外一內，一武一文，內外結合，文武兼備，造成了中外臣工共同籲請皇太後垂簾聽政的聲勢。
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兩宮太後借皇帝名義於賈楨等上疏的同日向內閣明發一上諭：
本日據賈楨、周祖培、沈兆霖、趙光奏政權請操之自上並皇太後召見臣工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請飭廷臣會議，並據勝保奏請皇太後親理大政並另簡近支親王輔政各一折。著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應如何酌古準今，折衷定議之處，即行妥議以聞。欽此。
就是說，慈禧正式諭令王、大臣會議商定如何垂簾聽政，並把結果據實速報。
十月五日，大學士周祖培以原肅順所擬年號“祺祥”二字，意義重複為由，上奏請改年號。周祖培初改為“熙隆”或“乾熙”，最後議政王、軍機大臣共同議定“同治”二字，奏上，奉懿旨允行。“同治”今含有兩宮太後共同治理大清天下之意。《慈禧外紀》說：“（慈禧）太後讀書較多，知此二字不佳，意欲人人永忘載垣僭亂之事，遂取‘同治’二字，蓋欲靖逆謀，求治安也”說的有道理。
關於如何垂簾，王、大臣們絞盡腦汁，商議再三，禦史楊秉璋等亦分別試擬垂簾章程，上奏慈禧，但慈禧總是不滿意。王、大臣們逐漸猜摩到了慈禧是想“集大權於一身”。但是臣工議擬章程則不能不顧及前史往例及二百餘年清代祖製的基本精神，他們無形中受到曆史框框的約束。慈禧看到垂簾章程難產，幹脆以皇帝名義明發內閣兩道上諭，明確點出垂簾聽政章程的要點，旨令臣工們照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