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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者自成，弱者自敗。所謂強者，就是要在充滿各種競爭的時候，有超人的膽量和氣魄。麵對強大的競爭對手，李鴻章采取的是下套戰術——“劃河圈地”、“以靜製動”。
在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不足一年的時間裏，撚軍異峰突起。
從1866年底開始，李鴻章披掛上陣，取代曾國藩肩負起督師剿撚的重任。
太平天國失敗後，撚軍成了反抗清朝統治的主力。1864年12月撚軍與太平軍遵王賴文光部會合，撚軍首領張宗禹、任化邦等共推賴文光為統帥，“誓同生死，萬苦不辭”。賴文光按照太平軍的兵製、紀律和訓練方法，整編了撚軍，並把“披霜蹈雪，以期複國於指日”作為奮鬥目標。賴文光根據撚軍精騎善走的特點，創造出一套步騎結合、靈活機動的運動戰戰術，出奇製勝，擊斃僧格林沁，打敗曾國藩。但是，由於全國革命形勢低落，賴文光深感“獨立難持，孤立難久”。1866年10月撚軍在河南杞縣、陳留附近決定分為東西兩支；由賴文光、任化邦率領的一支，繼續在山東和中原一帶堅持鬥爭，稱為東撚軍；由張宗禹率領的一支，“前進甘、陝，往連回眾，以為犄角之勢”，稱為西撚軍。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李鴻章走上了剿撚前線。
曾國藩成了撚軍的手下敗將，而李鴻章卻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就把撚軍投入血泊之中，這除了撚軍內部的消極因素起著作用之外，主要是因為李鴻章妥善地解決了糧餉供應問題和靈活地實施了“劃河圈地”、“以靜製動”的戰略方針。
李鴻章深知糧餉與用兵的關係。他在奉命督師剿撚之初，就上疏聲稱：“臣從軍十數年，稔知軍情利鈍之由，其樞紐不在賊之難辦，而在糧餉軍火之接濟。”他賴以剿撚的糧餉軍火，主要是依靠曾國藩在兩江籌措的。當時後路有四大糧台，即設於祁州的“山內糧台”，設於安慶的“江外糧台”，設於南京的“金陵糧台”和“北征糧台”，全為兩江總督一手統轄。在兩江地區，江蘇最為重要，“銀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李鴻章屬僚郭柏蔭署理江蘇巡撫，丁日昌出任布政使專理餉務，頗為得力。從個人關係看，曾國藩並不喜歡丁日昌等人，但他從籌餉以支持剿撚軍務著想，對其采取寬容態度，而不加掣肘。至於餉源，除各地厘金為大宗外，江海關稅亦屬可觀要項。原先撥歸淮軍的江海關洋稅為一成，1867年由曾國藩奏準增至兩成（其中一成直接濟軍，一成撥歸江南製造總局專造輪船）。曾國藩向李鴻章報喜說：“兩成洋稅奉旨諭允，今歲餉事似不至誤。”李鴻章聞訊大為振奮，立即複信道謝，說“前敵淮軍月餉，經吾師竭力經營，洋稅兩成，鴻章上年屢商總署截用，複函動色相戒，茲竟奉旨諭允，固由天鑒忠誠，亦疏稿剴切有以致之也。今歲九關當不甚缺，但望提早趕解。”當時黃淮地區“枯旱至數十年所未有”，“淮南稻未浸種，河北麥已幹死”。在這種所謂“亂機漸長”的情勢下，曾國藩在後方籌措糧餉支援前敵，事體至關緊要。
李鴻章在剿撚中，還根據戰爭態勢的變化，靈活地實施了曾國藩所製定的戰略方針。曾國藩剿撚方略的基本原則是“以靜製動”。在以前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以靜製動”是作為戰術原則為“以上製下”的戰略方針服務的。及至與撚軍作戰，情況就有所不同，撚軍沒有象太平天國那樣相對穩定的根據地，單純流動的軍事鬥爭，“以走製敵”，為撚軍的最大特點。李鴻章說“撚逆狡猾善走，我軍急進則疲乏，或為所乘，輜重或為所掠。又彼可到處擄糧，而我須裹糧前進。迨交鋒一不敵，則轉瞬數百裏”。湘淮軍恰恰相反。曾國藩曾說：湘軍“行兵之例，每日行軍支帳埋鍋造飯，不向州縣索米供應，略師古法，日行僅四十裏或二三十裏。李鴻章之淮勇亦仿楚師之法，其步步穩妥在此，其行軍遲鈍亦在此。”麵對這種情況，曾國藩一改僧格林沁“威力追剿”的方針，確定了“以靜製動”的戰略方針。在具體部署上，有所謂“四鎮六遊”之說。他以安徽臨淮、江蘇徐州、山東濟寧、河南周家口四處為“老營”，“各駐大兵，多蓄糧草火藥，為四省之重鎮，一省有急，三省往援”，並增設了六路“遊擊之師”，負責“追剿”，所謂“六遊分進，梭織不斷”。在此基礎上，他又東在運河、西在豫東的沙河和賈魯河設立“河防”，力圖圈製撚軍。在地方上則“查辦民圩”，加強堅壁清野和治安防範，割斷撚軍與人民群眾的聯係，“以清根本”。曾國藩意在以湘淮軍之長，克撚軍之短，應該說是極為毒辣的。但是，對於這種部署，特別是沿河堤築牆設防，“聞者皆笑其迂”。時在後方的李鴻章也不以為然，致書襄辦曾國藩軍務並建河防之策的劉秉璋諷刺說：“古有萬裏長城，今有萬裏長牆，不知秦始皇千年後遇公等知音。”然而，當他掛帥剿撚後，揆情度勢，才體察到曾國藩戰略部署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