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有了攻滅東撚軍的成功經驗，在直東戰場基本上是“抄襲舊稿”，使用“圈製”故伎，但是，在直東戰場實施“就地圈製”戰略，卻遇到了相當嚴重的困難：第一，西撚軍鑒於東撚軍的覆轍，有了較高的警惕性，“一聞圍紮”，立即“死力衝突”，“飆疾如風，一瞬即失”，李鴻章“初意擬蹙之懷、衛之間，繼欲扼之衛、黃之交，皆未及謀定而賊已竄逸”，使得李鴻章無法從容布置。第二，所謂“就地圈製”重在利用地利，但“黃河以北，平坦千裏，網羅難使”，雖說“就運河一線設防，蹙之海東一隅，較得地勢”，然而戰線漫長，加之河道水位低，“不能以水為險”，“設防全恃兵力”，但就當時直東戰場的清軍兵力而言，“有守無戰”，難以攻滅西撚軍。麵對這種局勢，李鴻章認為“即嚴督諸軍日以追剿為事，能勝賊而未足以滅賊，且久有覆軍疲師之憂”，與其這樣，還不如暫且以守待變。但左宗棠卻不以為然，他力主“追剿”。李鴻章寫信給沈葆楨，批評常以諸葛亮自比的左宗棠說：“諸葛公提偏師從諸將後，到處尋賊，吾謂非計”，“其免於九節度之潰者幾希”。事實上，當時李、左等人的戰略都失之偏頗。李鴻章看來“穩慎”，而實則陷於消極被動；左宗棠主觀上積極主動，但實際上卻不免魯莽操切，這同樣是對撚軍胸無良策的表現。正當他們一籌莫展的時候，不意天公幫了他們大忙，形勢頓現轉機。5月上旬，漳、衛上遊，山洪暴發，運河水位陡漲至一丈五六尺。這使清軍在運河防線北段有了水險可恃，並且通過滄州以南的捷地壩將運河水灌入減河，從而增加了自捷地壩至海濱牧豬港全長百餘裏的北麵一條水上防線。接著5月中旬“黃水陡漲數尺”，這即使清軍黃河防線得到加強，又使清軍得以在張秋開壩引黃入運，使原來自張秋至臨清二百餘裏幹涸可涉的河段，大水漫灌，“炮船鼓棹如飛，直逼德、景”。此後，“黃水複暴漲，自運河以洎馬頰諸河，無不盈堤拍岸，橫溢四出，流潦縱橫，於是運河一線，遂為金城巨防”。這樣就形成了南以黃河、西以運河、北以減河為憑藉的包圍圈，使撚軍受到致命的威脅。
這種條件也為李、左二人戰略主張趨於統一提供了物質前提。
自從5月上旬運水陡漲以後，左宗棠看到“圈製”有了地利保障，就轉而表示讚同，他致函李鴻章解釋說：“圈製一策，實製撚良圖，惟從前減河未注水時，地段太長，需時又久，弟不能無疑。見（現）在捷地閘開，工程既省，自興濟以南東岸居民均移西岸，正可用民力築堤自保，而以官軍協守，騰出各軍剿賊”。左宗棠在同意“圈製”的同時，仍然主張騰出一定的兵力用於“追剿”。李鴻章也憑藉地利條件，壓縮河防兵力而用之於“追剿”。這樣，李、左二人的意見便趨於一致。李鴻章在寫給官文的信中說：關於“圈製”之策，今“季帥俯查眾議，似亦首肯”。5月21日，李、左在德州桑園會見，“晤商其為投契”。李、左意見的統一，對於直東戰場指揮權的統一，具有決定性意義。因為在直東戰場的清軍中，以李、左所率領的為兩大主力，其他大員實際掌握的兵力都瞠乎其後。李、左二人意見的統一、行動的配合，也就決定了戰略大勢，其他大員隻得附而從之。像官文、丁寶楨、英翰等人都明確表示讚同李鴻章的戰略部署。唯有奕“力辟長圍之說”，但清廷卻不以為然，上諭明確肯定李、左的意見，令其“酌度籌辦”。由於實施了“劃河圈地”、“且防且剿”戰略，使清軍在直東戰場取得戰略主動。撚軍試圖突破清軍河防沒有結果，而在包圍圈內又無法擺脫清軍圍追堵截，隻好被動地奔突，最後進入山東北部。李鴻章不失時機地“縮地圍紮”，在馬頰河與徒駭河布防，把撚軍壓迫在其間的高唐、商河、惠民一帶的狹長地帶，並配合地方當局“查圩”，致使撚軍陷入絕境。8月，張宗禹率部突圍，南下到達山東茌平境內，不料徒駭河水陡漲，猝遇清軍阻擊，全軍覆沒，張宗禹不知去向。清廷論剿撚功，李鴻章赫然居首，賞加太子太保銜，並榮升協辦大學士。曾國藩聞訊，頗感自豪和欣慰，特地致函李鴻章，表示熱烈祝賀，並讚賞李鴻章的所謂忍性和德力，說“自去秋以來，波瀾迭起，疑謗不搖，寵辱不驚，卒能艱難百折，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力尤為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