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要避免失敗，必須學會借勢，沒有借勢的技巧，隻能單打獨鬥。李鴻章看準了這一點，在投靠曾國藩幕府後，能以之為大師，聽其教誨，觀其策略，悟其要義，從而自然而然地爬到了強者的肩膀上。
李鴻章回鄉督辦團練、雄心勃勃卻屢試不爽，“書劍飄零舊酒徒，”
他一度鬱悶失意，然而1859年1月他卻受到了命運之神的惠顧，從一個潦倒失意客一躍而成為湘係首腦曾國藩的幕賓，從此他的宦海生涯翻開了新的一頁。
1853年，曾國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受命幫辦湖南團練事宜，他看出“兵伍不精”是清王朝的大患之一，決心獨樹一幟，改弦更張，編練一支新式武裝，以挽救清朝統治。1854年2月，他編成並督率湘軍水陸兩軍，沿湘江北上抗拒太平軍。湘軍有別於清朝常備軍，它是漢族地主武裝，“以召募易行伍，盡廢官兵，使儒生領農民，各自成營”。曾國藩“在京官時，以程朱為依歸，至出麵辦理團練軍務，又變而為申韓。”他采取傳統的“以上製下”的戰略方針，先清兩湖，穩定後方，繼而把軍鋒指向江西和安徽。1858年7、8月間，曾國藩先後奉命馳赴浙、閩，進擊分裂出走、放棄江西根據地、盤旋浙閩的太平軍石達開部。10月，他率部到達江西建昌（今南城），未及入閩，石達開部即由閩入贛，轉進湖南，鋒銳大挫。是時江南軍情漸鬆，而江北卻風雲突變。麵對江南、江北大營進逼天京，湘軍圍攻安慶、三河、威逼廬州的嚴峻形勢，陳玉成、李秀成兩支主力太平軍聯合作戰，首先摧毀江北大營，解除天京北麵威脅，繼而在安徽三河全殲李續賓所率領的湘軍精銳6千餘人，擊斃李續賓和曾國藩胞弟曾國華以及文武官員4百多人。包圍安慶的湘軍，見勢不妙，慌忙逃跑，安慶之圍不戰而解。曾國藩因“江北軍情變幻”而驚恐萬分，哀嚎“嗚呼慟哉！”12月奉命移師援皖。
李鴻章就是在這種形勢下，趕到建昌拜訪曾國藩的。為曾、李結合牽線搭橋的是李瀚章，他於1849年以拔貢朝考出曾氏門下，1853年署湖南善化知縣，治軍衡陽的曾國藩檄調來營，襄辦糧台，遇有戰陣，亦督隊指揮。曾國藩稱讚他“內方正而外圓通，辦事結實周詳，甚屬得力。”1857年1月，湘軍糧台裁撤，歸並江西省局，瀚章回籍為其父守製，安徽巡撫福濟奏留辦理團防捐務。1858年，曾國藩劄調瀚章赴江西總理糧台報銷，瀚章遂奉母同往。曾國藩十分器重瀚章，而瀚章也把曾國藩倚為靠山。瀚章既經常向曾國藩通報鴻章在皖情況，有時甚至將其弟家書轉呈曾國藩過目；又時時向鴻章介紹曾國藩的宦海浮沉和吹捧其道德學問。瀚章在其弟與曾國藩之間起著溝通情感、增進了解的作用。時值鴻章到南昌看望老母，曾國藩便乘機通過瀚章邀請鴻章前來會晤。1858年12月，曾國藩函告友人說：“筱泉家被賊焚劫，挈眷至南昌，日內亦即宋營，少泉亦約來此一敘。”曾國藩與李鴻章早就結下了師生之誼，曾國藩稱譽弟子為“偉器”，李鴻章敬佩其師如“神聖”。他倆既有相似的追求：撲滅太平天國烈火、維護清朝統治以期封侯蔭子、光宗耀祖；又有相互利用之必要，曾國藩希望借助李鴻章之才以成“大業”，李鴻章企圖依靠曾國藩援引以立功名。因而他倆一拍即合。
曾國藩把李鴻章留在幕府，“初掌書記，繼司批稿奏稿”。李鴻章素有才氣，善於握管行文，批閱公文、起草書牘、奏折甚為得體，深受曾的賞識。曾國藩讚揚說：“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谘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李鴻章也竭力吹捧其師：“從前曆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南針，獲益匪淺。”曾國藩對李鴻章精心訓導，盡力雕琢，陶冶其誌氣，培養其才能。曾國藩日常起居頗有規律而富生趣，每天早起查營，黎明請幕僚一起吃飯。鴻章落拓不羈，貪睡懶散，對於這樣嚴格的生活習慣很不適應，深以為苦。一天，他謊稱頭疼，臥床不起。曾國藩知道他耍滑裝病，大動肝火，接二連三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飯，說“必待幕僚到齊乃食”。他見勢不妙，披衣“踉蹌而往”。曾國藩在吃飯時一言不發，飯後卻嚴肅地教訓說：“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說完拂袖而去，李鴻章“為之悚然”。曾國藩因素知李鴻章“才氣不羈，故欲折之使就範也。”這裏既有紀律的約束，又有道德的說教，李鴻章深感“受益不盡”，從而逐漸養成了“每日起居飲食均有常度”的習慣，並獲得不少“學問經濟有益實用”的東西。李鴻章後來深情地回憶說：“在營中時，我老師總要等我輩大家同時吃飯；飯罷後，即圍坐談論，證經論史，娓娓不倦，都是於學問經濟有益實用的話。吃一頓飯，勝過上一回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