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隻要善於自己琢磨，就能找到人生的突破口。李鴻章用韜晦之計，暗中打算，去經營自己和發展自己。
清末政壇的形勢十分複雜，各種反動勢力與進步力量之間的鬥爭互相交織在一起。怎樣在政治激流中立於不敗之地，對於李鴻章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從甲午戰爭失敗開始，他因喪權誤國，而遭到滿朝文武及全國百姓的唾棄，可以說李鴻章往日的威望一落千丈。李鴻章為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權勢，進行了更為艱辛的斡旋和努力。據時人分析，就連李鴻章苦心巴結的慈禧太後也不得不對其疏遠，更不用說奕和榮祿了。這些都對李鴻章十分不利，可以說他處在一生中的最低穀。在這種時刻，為了起死回生，挽回敗局，李鴻章以自己豐富的官場政治經驗，采取了“韜晦”之計。這種計謀主要有二點，一是借外壓內，他既利用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機，得到了出訪俄、英、德、美等國的任務，在國外遍訪名人，以提高自己的威望。在訪問中，他會見了俄皇尼古拉二世，英國女王、英國總統和德國首相俾斯麥。李鴻章本人被西方各國推寵為世界“四大老”之一。在出訪中，他得意極了，心想，別看在國內已失意，但國外仍對自己這樣看重，這肯定會對自己在國內目前的處境有所影響。李鴻章曾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動表示：“今遊於各大國者四閱月，急經新氣之感動，此心竟一往而深”，並感歎自己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人。一些外國人也認為，李鴻章正在利用出訪歐美四國的機會，“在恢複他失去的聲望”。但李鴻章的希望並沒有完全達到。
李鴻章的“韜晦”之計的更深一層含意則是，在各種政治勢力中，四處逢迎，八方討好，暗中窺測權柄，使自己總是處於有利的境地。他這一計謀在維新變法中表現得最充分。按照李鴻章的本意來講，他出於辦洋務的目的對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維新變法主張是同情的，因此在強學會成立之初，他感到維新勢力不小，很有市場，其發展不可低估，不能不問，於是，便自己捐銀2000兩，要求加入強學會，但因其名聲太臭，而被拒之門外。雖然如此，出於政治考慮的李鴻章並沒有與維新派絕交，暗中同情。但隨著維新派與守舊派鬥爭的進一步深入，雙方力量逐步明朗化，他開始窺測到權柄仍然在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人物手中，因此，他開始不怎麼敢聲言變法了，而且在實際中並沒有聽維新派的一套，並公開站在了守舊派一邊。這樣，李鴻章在維新變法中，不論是守舊派還是維新派都對其有好感。
看一看李鴻章在慈禧太後麵前的態度也可以了解他這種兩麵逢源的立場。一次慈禧太後與禦前大臣議事，在談到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時，李鴻章獻媚地說：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皆書院經生，市井訟師之流，不足畏也”。當慈禧太後對外國保護康有為和梁啟超表示十分憤怒的時候，李鴻章又說：“外人不達華情，誤以其國士擬之，故容其駐足，然終當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一副討好慈禧太後的嘴臉。所以慈禧才又將他作為左膀右臂，讓其擔任兩廣總督，以對康有為源生地區的維新派勢力加以鎮壓。他到任兩廣總督後，忠實按照慈禧太後的旨意辦事，除了對康有為祖墳進行暗中翰旋，加以保全外，逮捕了保皇會員羅讚新等人的家人，而且還通過外交途徑與外國駐華使節、香港總督等交涉，要其協助清政府逮捕康、梁等維新人士。這是一個典型的鎮壓維新派人士的劊子手。
但是，在維新派和外國人麵前，他卻換成了另一副麵孔。在就任兩廣總督之前，他與康有為、梁啟超有聯係。並對自己的親屬孫寶表露了他的心跡。李鴻章說：“我是奉慈禧的旨意去捉拿康有為和梁啟超及其餘黨的，若將此二人捉拿歸案，功勞之大超過鎮壓太平天國和剿滅撚軍起義，憑如此大功，我可以加官進爵”，說罷，又問孫是否是康的黨徒，孫回答“是”。並說：“你要捉拿維新餘黨，首先將我抓去好了”，李一聽孫是維新黨徒，立即說：“我怎麼能抓你，我也是康黨”，而且還一本正經地說，有人在慈禧麵前，指責自己是康黨，而且自己毫不畏懼地承認了這一指責是真的，可慈禧對自己並沒有怎麼樣。這裏，李鴻章把自己標謗成了一個敢於在慈禧麵前承認是維新人士的硬漢。事實上，他這樣做是為了討好康有為和梁啟超，作出一副心裏支持康、梁，而行動上不得不秉旨辦事，逮捕維新人士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