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師承改革派林則徐、魏源等，主張讀書是為了“經世致用”，應該關心國家大事，議論政治得失。在經世學問方麵，諸如輿地之學、軍事、吏治、農學等等方麵，著實花過一番工夫。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他在偏僻的山鄉當塾師，隻能從長沙師友處得到片斷的戰爭消息，他的脈搏隨著戰爭的勝負而起伏，斥責投降派穆彰阿、琦善之流“堅主和議”，“將恐國計遂壞伊手”。當曾國藩在謳歌《中英江寧條約》是“萬年和約”，胡說什麼：“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宴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為上策哉”。左宗棠則堅持反對賣國的《江寧條約》，作詩書憤：“和戎自惜非長算，為爾豺狼不可馴”。左宗棠的師承與思想基礎，決定了他將是一員威震中外的反侵略、反賣國的英雄。
李鴻章拜曾國藩為師，受曾的理學思想影響頗深。曾、左、李，就他們的階級地位、政治處境與思想基礎而論，有類同之處，有相異之點。他們都受四書五經、綱常禮教的教育，決定了他們效忠於清封建王朝，然而，理學經世派曾國藩以王朝利益至上，不顧國家的安危、民族的榮辱。地主階級改革派左宗棠於王朝利益之外，尚知國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所以，當民族災難深重的時候，他能置個人的榮辱、置個人的生死於度外，進行反賣國、反侵略鬥爭。
左宗棠的思想特點是忠君、愛國。李鴻章師承曾國藩，1872年曾國藩去世後，李鴻章挽曾說：“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裏，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李鴻章“薪盡火傳”，得到了曾國藩“內安外攘”，即“內安外降”的嫡派真傳，所以，他的思想特點是忠君而不愛國，他一生的政治外交實踐也證明了這點。
中法戰爭時期，左、李之爭突出。當曾紀澤與俄方談判粗有眉目時，清政府命左宗棠回京以備朝廷顧問。左宗棠迅即從哈密起程，不辭舟車勞頓，頂風冒雪前往北京，沿途思緒萬千，心潮起伏，他害怕在赴京途中，曾紀澤訂立新約，依然未能爭回領土主權；朝廷是否真的要他長備顧問？擔任什麼職務？途中，他寫信給朋僚說：此次赴京，“擬於展覲時，陳請以閑散長居京師備顧問，一則步履維艱，一則免入軍機被人牽鼻耳”，“庶可不作兩節人也”。很明顯，他深知軍機處頭領奕對李鴻章言聽計從，所以不願入軍機處。
1881年2月，左宗棠抵京，清政府命他在軍機處上行走，管理兵部事務，並在總理衙門行走。在軍機處上班審閱李鴻章的《覆陳海防事宜疏》時，“每展閱一頁，每因海防之事而遞及西陲之事，自譽措施妙不容口，幾忘其為議此折者，甚至拍案大笑，聲震旁室。明日複閱一頁，則複如此……凡議半月，而全疏尚未閱畢”。這番表演，無異在嘻笑怒罵李鴻章，鬧得軍機處六神不安，奕隻得奏薦左宗棠出任兩江總督。左宗棠由“大鬧”軍機處而脫離軍機處，實現了他不入軍機當官的宿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