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國當時隻有輪船招商局一家，還規定了隻許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樹一幟”。退一步說，即令允許華商建立私營航運企業，這種新建企業也會由於資金、技術設備和經營管理等，都會遠不及外資企業和輪船招商局，又不能像招商局那樣得到政府的扶持，而是受到它們聯合排擠。在這種形勢下，中國民族航運企業要想在“齊價合同”規定的航線內興起和發展，幾乎不可能。19世紀最後20多年，在輪船招商局與太古、怡和訂有“齊價合同”的幾條航線上，先後出現了日、德兩家的航運公司和英國新輪船公司，中國自己卻一家新公司也沒有。這說明“齊價合同”的實際效用，隻能是早期維新思想家經元善所指出的那樣，“但能壓抑華商，不能遏製外人。西人決無此措施，自鋤同類，背道而馳。”陳熾所說的“為叢驅雀，為淵毆魚，若唯恐華人不貧，而西人不富也”。
李鴻章每從事一項經濟活動，開始時一般都要強調自主自立，表示企業的主權決不允許外國人染指，而在實際活動過程中，又往往不能堅持，在不少情況下還走到了自己正確主張的反麵。如輪船招商局創辦時，他在局規中明確規定股票要詳填姓名、籍貫，以杜洋人“借名入股”，華商股票“不準讓與洋人”。可是，當招商局經費碰到困難而需要向洋商告貸時，他就毫不顧惜企業自主和國家權益了。1883年，招商局向英商天祥洋行和怡和洋行借款74萬多兩，年息為10%，2年還清，以碼頭、倉庫作抵押，使企業的自主權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損害。如果說這次喪權時間還不長，程度也不算嚴重，那末，1885年向英商彙豐銀行貸款所承諾的條件，使招商局的自主權在一個相當時間內幾乎喪失殆盡。這次借款共計30萬英鎊，年息7%，10年還清，以全局的輪船、碼頭作抵押，“經律師將”（招商局）各項地契、船照均繕押契，赴英領事衙門過立彙豐行名“，彙豐則派一洋人”進行監理“，”該洋人可以隨時查看局中帳簿，並驗看各船產業，其人薪水由招商局發給“；”每年有妥當者二人，估局中各產物輪船（產業估價），俟三十萬鎊金並利還清為止。此二人由彙豐派往，其薪費等項均由招商局付出“；”招商局和彙豐往來銀款，均由彙豐經手“；”如招商局不能照上所列各款依時辦理，彙豐可以有權全行收取，或摘取局中船隻各物業，可出賣，可出賃，可出典，聽憑彙豐主意“。這就是說，在借款本息未還清前，招商局實際上為彙豐控製，沒有多少自主性可言。再如該局創辦時，李鴻章規定它的任務之一是”有事時裝載援兵，軍火“，”此事實關海防根本，洋務樞紐。可是，中法戰爭期間，他卻置這個宗旨於不顧，以避免船隻遭敵襲擊受損為由，將招商局全部財產以525萬兩的代價售與美商旗昌洋行，約定在戰爭狀態結束後照價贖回。抵押期間，船隻碼頭等由旗昌支配，經營所得全歸旗昌。中日甲午戰爭時，他又重演了這一幕。招商局在這些時間裏，實際上成了洋人的公司，權利全部喪失。
興辦鐵路的情況也是如此。80年代初，李鴻章支持劉銘傳借款在台灣修築鐵路，並向劉銘傳提出了防範外國通過借款侵犯鐵路主權的三條建議：一是“一切招工、購料和經營鐵路事宜，由我自主，借債之人毋得過問”，以防洋人把持路政；二是“不準洋人附股”，“不得將鐵路抵交洋人”，以防他們詭謀占據；三是事先“議明借款與各海關無涉，但由國家指定日後所收鐵路之利，陸續分還”，以防洋人侵害中國財政，並強調說“不如是則勿借也”。這可以說是思慮周密，維護國家主權態度堅決。可是就在差不多同時的事實，卻完全暴露他的思想並不是這樣。1884年，美國使館參讚何天爵向總理衙門表示，美國商人願向中國貸款2千萬兩，年息5厘，期限為20年，“以經營中國所有鐵路”為交換條件。與此同時，美國華美銀行聲言對華提供8000萬兩貸款作為修建鐵路、開發礦山、敷設電線等工程的費用，但必須以“極廣泛的利權作為交換條件”。很明顯，美國是企圖通過貸款來達到控製中國鐵路、礦山、郵電等近代企業的目的。對此，李鴻章很感興趣，特派親信馬良赴美國進行具體磋商。隻是因為清政府內部反對激烈，總理衙門也不敢批準合同。在上述事例中，我們可見李鴻章找出路的辦法，盡管有損失，也是出於無奈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