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q��敢為天下先，是一個強者的基本姿態。李鴻章在內外頹敗之勢下，大膽地創新路——開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之先。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筆。
近代軍事工業的興起，主要是由李鴻章首開其端的。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鑒於清王朝內憂外患頻仍，就積極提倡以“練兵”、“製器”
為主要內容的所謂“自強之道”。在地方上積極倡導這一主張的則有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等人。其中以李鴻章倡導最力，動手最早，經辦也最多。這一方麵是由於他胸襟開朗，不拘成法，功實是尚；另一方麵是由於他在上海“華洋會剿”期間，有更實際的體會。他說：洋兵的“膽氣”本“不及中國好兵”，惟恃有洋槍洋炮，所以兵少而強，中國兵多而弱，原因就在於“槍炮窳濫”，“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
又說：“洋務最難著手，終無辦法，惟望速平賊氛，講求洋器，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正是出於上述動機，其所部淮軍盡棄刀矛而改用洋槍洋炮。但洋槍洋炮的使用，需要日益增多的彈藥。解決的辦法，不外購買和製造。李鴻章在奏折中說：“臣軍先後購覓西洋炸炮，每月操練攻剿，需用炸彈甚多，不能不添設製造局，分濟供應。”又說：“購器甚難，得其用而昧其體，終屬挾持無具。因就軍需節省項下，籌辦機器，選雇員匠，仿造前瞠兵槍、開花銅炮之屬，上海之有製造局自此始。”
1863年，李鴻章雇用英人馬格裏會同直隸州知州劉佐屬，首先在鬆江辦了一個洋炮局，製造炮彈銅帽等軍品，為上海最早的洋炮局。此後，他又命副將韓殿甲、蘇鬆太道丁日昌，在上海辦了兩個洋炮局，加上鬆江局，通稱“上海炸彈三局”。前者雇用洋匠，並使用新式蒸氣鍋爐，用機器從事製造。後者全用中國工匠，仿照外洋做法，多用手工製造。1864年，鬆江局遷到蘇州，添置新機器，改為蘇州機器局。以上幾個洋炮局，除造炮彈銅帽外，還能製造短炸炮、前膛槍等軍械，產品全部供應淮軍，各局經費亦由淮軍軍需特別款內專案報銷，實等於淮軍附屬的兵工廠。
1864年5月，同太平軍作戰即將結束，李鴻章再次強調製器之不可緩，他在致總署函中說：“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憤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器廠師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日本製造，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虛聲恫喝，以兵臨之，然英人所恃為攻戰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長，用是凝然不動，而英人固無如之何也。”
“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1865年，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鑒於原設三個洋炮局的設備很不齊全，便在曾國藩的支持下，購得上海虹口美人旗記鐵廠一座，與原設在上海的兩個洋炮局合並，擴建為江南製造局。為此，他在給清廷的奏折中說：“機器製造一事，為今日禦侮之資，自強之本”，“查此項鐵廠所有，係製器之器，無論何種機器，逐漸依法仿製，即用以製造何種之物。”同年，曾國藩派容閎到美國購置的新機器運到上海，也由李鴻章奏請歸並到該局。與此同時，蘇州機器局隨李鴻章遷到南京，改為金陵機器局。1870年，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天津機器局亦由他接辦，並進一步擴大了生產規模。
以上幾個製造局，以江南製造局的規模最大。該局以上海關二成尖稅為底款，作為常年經費。1867年由虹口遷至城南高昌廟，興建新廠。經陸續擴充和添置設備，已擁有各種工廠10餘座、幹船塢1座。1867年中，用原有購置的設備，並自造一部分機器，每天已能生產毛瑟槍15支，12磅開花彈100發，每月平均生產發射12磅炮彈的開花炮18門。從1868年起至1885年（光緒十一年）止，還製造了8艘輪船。金陵機器局非但局麵不及江南製造局之大，且其經費大部分亦由江南製造局分濟，主要生產大炮，兼造槍、彈、火藥，在1875年曾試製成發射65磅炮彈的大炮7門。天津機器局原是奕在直隸練兵，令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利用津海、東海兩關洋稅於1867年開辦的，分東、西兩局，經李鴻章改組擴建後，決定集中力量，製造林明敦槍和克虜伯炮所用的子彈、炮彈及火藥，以與江南製造局相配合。所有這幾個製造局生產的軍火，均供應南、北駐軍（主要為淮軍，其次是湘軍），有時也調撥一些給其他省的軍隊。
李鴻章創辦和接辦的這幾個製造局，再加上1866年左宗棠創辦的福建船政局，成為中國早期軍事工業的主幹。在它們的影響和帶動下，全國許多省份，也都先後以“機器局”、“製造局”的名義，相繼設立了軍火工廠。但一般規模都較小，有些維持不久就停辦了。隻有廣州機器局（1874年創設）、湖北槍炮廠（1890年創建）發展到較大的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