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危局出現時，往往能考驗一個人的膽略。李鴻章是否是可挽危局之人呢？他得到的評語是：“此時危局，惟李中堂可挽之耳。”
1899年，清政府屈於列強之壓力，命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率軍鎮壓義和團。
隨著義和團運動之蓬勃發展，其中號亦由“反清複明”改為“撫清滅洋”、“助清滅洋”。而運動中心也由山東移入京、津一帶。這必然危及清政府及王公貴族之安全，慈禧太後由一意主“剿”改為主“撫”，以此達到控製義和團之目的。
受到義和團嚴重打擊之諸國列強，對義和團極端仇恨。1900年5月28日，英、俄、日、法、德、美、意、奧八國聯軍進犯北京。
大敵當前，清廷政見發生分歧。6月26日，慈禧發出對外宣戰詔書：“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不如大張撻伐，一決雌雄。”
李鴻章在對待義和團及利用義和團宣戰問題上，同慈禧意見不同。
慈禧召李鴻章進京，然其竟未奉詔。6月15日，再命李鴻章“迅速來京”，盡管其要“立刻遵旨北上”，事實上並未離廣州一步。
此皆因李鴻章對清廷頑固派剛毅、載漪把持朝政大為不滿。
李鴻章清楚地看出：“群小把持，慈禧回護，必釀大變”之勢；然又深感勢單力孤，無力扭轉乾坤，甚為之憂。
1900年7月12日，李鴻章同劉坤一、張之洞聯銜會奏，提出應付時局之具體辦法：
1．清廷明降詔書，令各省督撫、將軍按以往之條約，確保各省洋商及傳教士之生命財產之安全；
2．請求清廷明諭降旨，對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事件深表惋惜，並向德國公開道歉；
3．請求清廷下令各省，清查開戰區外各省洋人，傳教士被義和團殺死之人數、財產，由清政府賠償、撫恤；
4．請求清廷下令直隸督撫、統兵大員，如有義和團“擾害良民”，嚴加鎮壓。
此奏議可看出，清廷這批開明權臣，欲挽大廈之將傾，采取“安內才可攘外”對策，並為下一步之議和留有退路。
6月27日，劉坤一致電李鴻章，言稱榮祿麵對戰局日益不利，心緒沉重，並詢問李鴻章有何解救之法：“以一弱國而抵多數強國，危亡立見。您有何策解緩，痛哭百叩以請。”
然李鴻章7月1日複電劉坤一：“兵匪仍力攻使館，政府悖謬至此，萬難挽救，吾往京師，又有何益？”給榮祿之電函雲：“吾何敢擔此危局。”
李鴻章以為時機尚未成熟，故不赴京。
1900年7月17日，李鴻章離粵赴滬。李鴻章身穿藍短衫，倚於小藤榻之上，意味深長地言於斐景福曰：“廣東鬥大城中，緩急可恃者幾人？你能任事，取信於民，為地方消除禍患，督撫不如州縣之官也。能夠扼製內亂，何至招來外侮？勉之！”
斐景福又向李鴻章問及大局危安，李鴻章答道：“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我大清王朝重德，人心未失，京師難作，雖根本動搖，幸有袁世凱主持山東，張之洞、劉坤一向有定識，必能聯絡，保全上海，不至一蹶不振。”
斐景福問道：“公看京師如何？”
李鴻章答：“論各國兵力，危急當在9、10月之間，然聶士成已陣亡，馬玉昆、宋慶諸軍零落，牽製必不得力。日本調兵最為迅速，英國助之，恐怕8、9月已不能保全。”
言罷，李鴻章含淚以杖觸地道：“內亂如何能夠製止得住？”
接著，李鴻章同斐景福又談論戰局及戰後之事良久。
李鴻章笑對斐景福道：“八股文舊，策略為新，策略得也，八股為失，我與君皆為八股匠，故而說舊話。”此幽默之語既出，二人大笑不已。
1990年7月22日，李鴻章一行到達上海致電張之洞曰：“昨日抵上海，身體稍有不適，略為休養，再取道運河北上。停戰之事無人可以商量，奈何！”
25日致電袁世凱：“惟念我前在北洋20餘年，經營各項事務，粗有就緒，今一旦敗壞，掃地以盡。奉命於危難之中，深懼無可措手，萬難再當巨任。”
李鴻章以其年邁體弱之軀，疲憊奔忙於國事危難之間，加之連日盛暑馳驅，感冒腹瀉，痛苦難當。
“眠食俱廢，奮飛不能，徒增惶急，”仍不肯赴京。
在這個節骨眼兒上，李鴻章得悉天津已失，京師已成甕中之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