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鄉野為誌，則治鄉野；以天下為誌，則治天下！一個人的生活質量、社會地位是高是低，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對自己的期許。你對自己的期望高一點，並肯朝著這個目標努力，你就有可能成為人上人；你對自己毫無期望可言，甘願受人驅使，極度平庸地活著，那麼你就隻能做人下人。
從大處著眼觀天下，見人之未見斷時局
“我們也許看不到地平線以外的世界，但是要保持著探求的精神”。在自然界，狼的生存方式就是將目光放得很遠，它們很清楚，鼠目寸光保證不了種群的繁衍與生存。狼的這種思維是很值得人類學習的，做人，不能受環境影響而使眼界促狹起來，而應站得更高一些，將目光放得更長遠一些。曾國藩為國、為民、為自己，無一不是一開始就從大處著眼，從而一步步地構築起了自己輝煌的人生大廈。
很多人將成功歸結於運氣。的確，人生充滿機遇，成功者能識別它，牢牢地把握它。假如在你的性格中能向命運挑戰，就證明你是強者！
我們相信人生中充滿機會，但我們往往不懂得把握。我們將成功歸結於運氣的成就，有許多其實與運氣完全無關，應歸結於當機立斷、敢作敢為，見人之未見，堅持不懈。
也就是說，成功需要遠大的目光與弘毅的氣魄。即，若想成為翱翔於天際的蒼鷹，就要將目光投向深邃的天空；若想成為普照天下的太陽，就要將目光投向世間萬物。這是一種大胸懷與大視野，唯有如此才能認清大格局、大趨勢，並把握機遇乘風而上。
是的，能夠左右個人命運的因素有很多，而長遠的視野、寬闊的格局絕對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很多大人物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他們尚一文不名之時便已開始構築人生的大格局。這使得他們具備了遠大的理想、寬闊的心胸、剛毅的精神，使得他們在看待問題時總是以長遠的、發展的、全局的目光去審視。於是，他們看得越來越遠，同時也就走得越來越遠。
鴉片戰爭後，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中國各方麵都需要徹底改革，否則難以圖存。然而深閉固守的社會、虛驕自大的士大夫、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共同形成了進步路上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塹，使任何改革行動，似乎都寸步難行。
道光末年，魏源在他所編《海國圖誌》的前言裏，首先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口號，當時並未得到重大的反響。
鹹豐末年，馮桂芬寫了一部書，進一步對仿行西法，革除中國政治傳統上的諸多積弊，提出了具體而係統的方案。書印成之後，馮桂芬特地送了一部給當時的兩江總督曾國藩。曾國藩推許這部書是“名儒之論”，但認為書中的主張，多數難以實行。
曾國藩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可能是基於對當時現實環境的了解，認為在這樣的社會和政治背景之下，不可能做如此重大的改革。然而，在基本態度上，他已覺察到中國的積弊，的確有振作變計的必要。不過，由於他接受的是傳統科舉教育，所經曆的環境，隻限於國境之內。能影響他的師友，見識都遠在其之下，因而使他在改革的步驟及方向上，不能形成一套清晰、正確而堅定不移的方案，甚而時時還顯露出他對大局的認識，未免有所偏蔽。所幸曾國藩尚能隨著經驗的累積而逐漸自我修正，是以在促進晚清中國近代化方麵，他仍是具有相當貢獻的。
例如鹹豐十一年（1861年），恭親王奕訁斤等奏請以洋藥稅購買外國輪船槍炮，用以攻剿太平軍，以期早日戡定內亂。有旨令曾國藩、官文、胡林翼（官為湖廣總督，胡是湖北巡撫）等先行妥為籌議，次第實施。
曾國藩於是年七月的奏複，卻認為火輪船對於攻打太平軍，沒有多大用處。他說：“輪船槍炮之所以被人重視，不過因為國人震於其少見，遂使洋人得以炫耀罷了。”可是這事既創議於執政中樞的奕訁斤，又經皇帝批準期於必行，曾國藩自不敢加以否定，隻好讚成購買。在同一奏折中，他認為隻要買得若幹西洋船炮之後，招募一批聰明智巧的本國工匠，加以仿造，一兩年之內，我們就可以與洋人共享船炮之利而並駕齊驅了。後來的事實證明：太平軍的平定，得力於西洋船炮的助力甚大（至少李鴻章的淮軍便是如此），而仿造西洋船炮的工作，並不像他在衡州仿造廣東戰船那樣容易，耗銀千百萬，費時數十年，終清之世，猶未能達到與列強相抗衡的水準。曾國藩料事，顯然不盡透徹。
不過，曾國藩逐漸在改變。頭一年，他還不以為購買船炮是當務之急，第二年，他卻在安慶著手試造中國第一艘輪船了。有一次，他告訴幕僚們說：“中國要講求自強，基本要務，第一是革新政治，第二是訪求人才。而目下最為急迫的手下工作，就是學會西洋製造船炮的技術。一旦我們學會了船炮的製造，那麼洋人的長處我們也有了。無論是與洋人和平相處或相互對敵，我們都可有所倚恃。否則，我們與洋人是沒有道理可講的。無論是仇視他們或感謝他們，終將落得一無是處。”曾國藩這一席話，大體上是有見地的，隻是他把洋人的長處，看作唯有“船堅炮利”而已，則未免仍是當時一般世俗的看法了。
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在曾國藩大力支持之下，幕客華蘅芳、徐壽等居然造成了一部輪船發動機。試驗的結果，曾國藩大表滿意。他的滿懷興奮，在日記裏充分地流露出來：“洋人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們中國人學會了。從此以後，洋人再沒有可向中國誇耀的東西了。”然而，事情並不像他意料中的那麼簡單。從一部略具雛形的發動機到一艘可以行駛水上的完整輪船，中間還有一大段距離。後來，華蘅芳等雖然殫精竭慮，苦心經營，卻遲遲無法拚湊成一艘完整可用的輪船。他才知道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
正當造船工作屢試屢敗，萬般焦急的時候，華蘅芳等忽然想起了一個人——幾年前在上海認識的廣東人容閎。容閎是中國近代第一位留學生，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不但精通英語，具有豐富的西洋學識，難得的是他具有一顆熾熱的愛國心，亟思以其所學，為祖國效力。
於是華蘅芳等共同向曾國藩進言，請求羅致容閎前來，認為由他主持設立機器廠，於造船製器工作的推行，必然大有幫助。曾國藩聽了極為高興，馬上讓最早與容閎相識的張世貴與李善蘭，寫信速邀容閎到安慶來。容閎來到安慶，和曾國藩見過兩次麵，曾國藩認為這位青年幹練可靠，立即委派他赴美采購“製造機器的機器”，計劃將來設立一座機器總廠，由此而衍生各種軍火器械的製造分廠。曾國藩奏準賞給容閎五品軍功頭銜，並交付采購機器的價銀六萬八千兩。足見曾國藩對容閎的信賴和期許之深。
容閎赴美之後，安慶的造船試驗工作仍照常進行。到了同治二年十二月，終於裝配完成了中國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輪船。距離上年發動機的製成，已經整整過了一年又五個月。這艘船的體積很小，船身長約二丈八九尺（九米多），時速隻有二十五六華裏。
曾國藩親自登船試車之後，再度燃起了希望的火花，認為從此中國可以擁有真正的自造火輪船了。他為這艘“模型式”的小輪船命名為“黃鵠”號，意思是中國此後將“一飛衝天”，不必再雌伏在列強的腳底下了。
他計劃照這艘船的式樣，加以放大，並大規模製造。可是後來發現：要造成與洋船並駕齊驅的真正現代輪船，技術上仍有許多無法克服的困難。而中國當時實在沒有足夠的財力，供作反複試驗的經費；在時間上也是遠水救不了近火。因此後來安慶造船所並沒有實施擴大製造的計劃，連那艘已經造成的“黃鵠”號也不知所終。無疑地，這次造船最後證明仍是失敗了。
這一連串的失敗，並沒有消磨曾國藩力圖振作的意誌。相反地，從失敗的經驗中，他更看清了中國製造輪船軍火的重要性。唯有中國自身具有這種能力，才能擺脫外國的挾製，達到自立自強的境地。因此，他一方麵企求容閎采購機器，早日回國，一方麵也在尋找其他的機會，獲取生產輪船軍火的能力。
同治四年（1865年），一個新的機會來了，李鴻章（時任江蘇巡撫）在上海購得英人鐵廠一座，其中設備，以造船機器為主，附帶也有製造各種軍火槍炮的機器。
對於學習西洋造船製器，李鴻章的熱心，尤在老師曾國藩之上。得了這座鐵廠之後，立即命名為“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將原先已經設立的兩所軍火局歸並入內，擴大製造的範圍和規模。曾國藩得到報告，很是高興，表示全力支持。不久，容閎自美國采購回國的機器一百多種，悉數運抵上海，曾國藩全數批交“江南製造總局”使用。雖然廠中有的是造船機器，但由於經費及技術的限製，起初隻能從事槍炮軍火的製造，結果成績很好，產品與西洋不相上下，受到這一鼓舞，曾國藩、李鴻章於是決心更進一步，兼造輪船。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曾國藩準年撥江海關洋稅一成約20萬兩，專供造船之用。一麵加聘洋人工程師及工匠，指導華工製造技能，一麵責成局內委員，朝夕討論研究，編譯圖書，謀求製造技術的改進。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第一艘局造輪船完工，費銀8萬兩，載重300餘噸，逆水時速70華裏（19海裏弱）、順水時速120華裏（31海裏強）。這是中國人自己製造成功的第一艘真正近代火輪船。
曾國藩親自登輪，在長江中試航一遭，感到非常滿意，命名為“恬吉”號。於是向清廷奏報造船及試航經過。清廷至為興奮，降諭對曾國藩嘉獎備至。這一艘船是將輪機露出水麵的明輪，從第二號開始，便改造暗輪。輪機、汽爐、船身及船上一切配備，完全由中國員工按圖製作，外國工匠僅處於谘詢顧問的地位而已。這所造船廠直到民國時代，仍在中國海軍的修造及維護艦艇工作上，擔負著重要的任務。
大千世界，風起雲湧，每個人都駕馭著自己的生命之舟在風雨中顛簸，不同的是，有的人能揚帆遠航、走得很遠；有的人卻觸礁擱淺、駐足不前。究其根由，是因為前者看得更遠、老早便規劃好了航向；而後者鼠目寸光、橫衝直撞，走一步算一步，為自己的航程增添了很多危險。
目光短淺的人往往隻能看到眼前利益或是表麵現象，這種人太過短視或者狹隘，是不足以成大事的。要想成就一番事業，就要有放眼千裏的心胸與氣魄，否則固步自封、盯視眼前三寸之處，立世尚且勉強，更別談開創了。
縱觀古今中外那些有誌之士，他們無不將目光投向遠處，從不拘泥於眼前利益，正是這種遠大的目光與格局，決定了他們永恒的位置。燕雀與鴻鵠的區別，正源於它們選擇的視角不同，是做一隻鴻鵠，還是一隻寄人籬下的燕雀，單看我們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