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fI成功的大敵是明白做事的道理而不去實幹。中國古代有一則寓言，說一位年輕人到海邊看垂釣，見老者不時就有魚上鉤，一時羨慕不已。老者告訴年輕人，這樣看下去，不如回家織個網，就會有魚入網了。這就是“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的典故。成功是一個過程，多是要從低到高、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你空有想法而不去做，又能得到什麼？君踏實，則霸業成。
莫以事小而不為之，滴水雖微漸盈大器
做大事必須從小事做起，不做好小事，怎麼能做大事？一個誌在成功的人一定要在必須處理的小事上多下功夫，不能讓它們成為做大事的障礙。曾國藩在這一方麵繼承了“莫以善小而不為”的儒家觀念，抓好每一件小事，成就每一件大事。
“少年易學老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世界上最寶貴的就是‘今’，最容易喪失的也是‘今’，因為它最容易喪失，所以更覺得它寶貴。”
現實中有很多所謂的“能人”一生沉淪下去，就是因為在他們的心中有太多的不公平。以至於沒有時間，或者是沒有心情去做眼前的“小事”、“瑣碎事”，讓這些“能人”的才華無法展示出來。也有很多的“能人”在得到了自己夢寐以求的工作或者是職位之後，很快就從新的職位或者是工作崗位上摔了下來。
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就是他們一天到晚心中就惦記著“機會如何來臨”，卻沒有想到機會真的來臨的時候應該怎麼辦，就好像心中一天到晚隻想著如何當元帥，根本沒有想到真正當上元帥以後怎麼辦，更別說實際中的準備工作了。
曾國藩善於從全局、從大局考慮問題，但對具體步驟又有條不紊，有章有法。對於打敗強敵，他認為器械十分重要，如規定矛杆用竹必須“老而堅者”，“木周木必須小樹圓身，大樹鋸開者不可用”。他發現鄒壽璋捐辦的矛杆不合規定，立即下令更換。後來，他還親自研究炮子的打造，將原來生鐵為原料，改為熟鐵，結果既解決了炮子“經藥輒散”的難題，又使射程“多一裏有奇”。這種炮子大如葡萄，每炮裝子百餘顆，或三四百顆。“噴薄而出，如珠如雨，殆無隙地，當之輒碎”。殺傷力之大，可以想見。當時國內造炮技術原始，多方進求，亦無大的進展。於是決意在廣州采購洋炮千尊，但至鹹豐四年二月，隻解到320尊。以後陸續采購，大大增加，成為湘軍水師主要利器。
曾國藩還是最早提出自籌軍餉的將帥之一。這有一個過程，江忠源之楚勇在廣西和本省作戰，或由賽尚阿大營糧台，或由湖南官府撥給。湘勇至長沙之三營也同樣如此，但省內財政拮據，再加上與大吏矛盾日益尖銳，曾國藩力圖改變依賴官府濟餉的局麵，“不欲取之藩庫”，乃決計自籌軍餉。為此，他一麵呼籲湘潭富戶解囊相助，一麵擬定簡明章程，在有關州縣廟局勸捐，並敦請郭嵩燾等人及各地紳士相助。據郭嵩燾說，成績可觀，“甫一月捐得十萬餘金”。有的富戶慷慨捐輸，如湘鄉首富朱某，一次就捐萬金；衡州前湖北巡撫楊健之子，也捐銀萬兩，安福蔣某更捐錢三十餘萬串。但多數並不踴躍。曾國藩決計勒捐，即強行令富戶捐助，“捐輸一事，竟亦非勒不行，待已決計行勒之藥”。不僅勒捐一般富戶，已故兩江總督陶澍、湖北巡撫常大淳家亦不例外。這樣，至十二月，捐款有了增加，竟達到六萬串。此外，曾國藩還奏準清廷撥銀四萬，湖廣總督吳文谘準截留兩萬。
但支出更多，僅軍餉一項，十二月曾國藩言即需七八萬金。此外，造船所費亦巨，如奏準截留之四萬金，僅十一月中旬到衡，至十月七日，就“已用去三分之二”，當時正“大招水勇，所費不貲”，這就使曾國藩不得不向駱秉璋告急，“務須省庫一為協濟，乃可了此一局”。事實上，到衡州後，留在長沙一帶之湘軍勇營，仍由藩庫供餉，曾自籌之餉，隻能供給在衡之四營及大營日常開支。這就是說，曾國藩依靠捐輸以自籌軍餉，“不欲取之藩庫”的計劃並未實現，仍不能不依賴省中大吏的支援。駱秉璋顧全大局，並認識到支援曾國藩，正是保衛湖南、保住自己官位，乃至身家性命的明智措施。有此一番經曆，曾國藩更痛切地認識到清廷撥款，對紳士自行勸捐集餉，都不能抱過高的希望，而依靠地方政權籌餉，布置建軍，提高了部隊的素質，增強了部隊的戰鬥力；但同時也使滿漢統治者力量對比產生新的變化，帶來新的矛盾和問題。“改弦更張”與“赤地新立”，在製度上、人事上，使湘軍與經製兵八旗、綠營完全分離，自成係統。而選將募勇堅持同省同縣的地域標準，鼓勵兄弟親朋師生一同入伍，甚至同在一營，強調對弁勇施以家人父兄式的教育，則是以同鄉和倫常的封建情誼，聯結全軍上下左右的關係。自籌軍餉又是建立足以生存，獲得持續發展的經濟基礎。實行帥任將、將擇弁、弁招勇的層層遞選製，更把地位與厚祿化為各級頭目的個人恩德，使其所屬弁勇感恩圖報，對之忠心耿耿。曾國藩為湘軍的創建者和統帥，不僅控製全軍各個部門和環節，而且，又是上述各種關係和情感的體現者和凝聚點，這樣，就很自然成為全軍將弁勇夫感恩圖報、力圖效忠的對象。曾國藩竭力維護自己這一地位，他對王錱的處理，正是這種努力的生動例證。這樣的湘軍，不言而喻，必然疏遠清廷、親撫將帥，成為曾國藩等私人或集團的軍隊。
做事就要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來，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上，不可急於求成，循序漸進才是事物發展的規律。成功的訣竅也就體現在一個“度”字上，不可操之過急，也不可過緩，要掌握好求穩漸進的奧妙。真正懂得生活，悟透現實與虛妄的智者，必然不會把自己的肉體和靈魂的希望都寄托給所謂的“未來”。他們拒絕任何麻醉和虛假的安慰，而主張在現實中積極生活。
生活中，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當你站在沙堆上，無論你怎樣用力，都沒有在結實路麵上跳得高、跳得遠。其實，人生亦是如此，如果你好高騖遠，不能踏踏實實地做好工作，不能腳踏實地地做人，就無法為自己的進步打下堅實基礎。
一個人的能力，尤其是專業知識、工作規劃以及處理問題的能力，都不是三兩天可以培養起來的。也許你一開始的地位低下，能力也不強，但隻要你能腳踏實地、勤勤懇懇地工作，你的各方麵能力必然會很快得以提高。
無論做什麼事，我們都要腳踏實地、全力以赴，這樣會使你越發能幹，同時你的心智也會成長，可以追求更大的成功。
如果誰好高騖遠，那就在人生操作上犯了一個大錯誤。不要以為可以不經過程而直奔終點，不從卑俗而直達高雅，舍棄細小而直達廣大，跳過近前而直達遠方。心性高傲、目標遠大固然不錯，但有了目標，還要為目標付出努力，如果你隻空懷大誌，而不願為理想的實現付出辛勤勞動，那“理想”永遠隻能是空中樓閣，是一文不值的東西。
進步需要一點一滴的努力。就像“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一樣，房屋是由一磚一瓦堆砌成的；足球比賽最後的勝利是由一次一次的得分累積而成的；商家的繁榮也是靠著一個一個的顧客逐漸壯大的。所以說，每一個重大的成就，都是一係列小成就累積而成。
一室之不治，何以治天下？一手不洗，滴水不補，片房不掃，何以禦病魔？何以保健康？何以成大業？何以濟滄海？我們做人，應做到：不以事小而忽略，不以事大而輕浮。大丈夫欲掃天下，需始於足下，要想成就大事，必須從點點滴滴的小事做起。
勤成大事惰誤人生，學無止境切莫倦怠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人生就是一個不斷超越自我的過程，人隻有在認識到自身的不足以後，不斷進行自我完善，才能不斷取得進步。那些不懂得充實自己的人，顯然是愚蠢的；那些自我封閉的民族，必然是落後的。曾國藩生活在中國曆史上最封閉、相對最為落後的時代，他有振興民族的偉大誌向，而他也深知，這需要從不斷強化自身開始。
“成事在人”，這是俗語，也是真理。一件事、一項事業，人是最根本的因素。你用什麼樣的態度來付出，就會有相應的成就回報你。如果以勤付出，回報你的，也必將是豐厚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成事在勤”實不為過。所以，養成勤的習慣，對於每一個青年人來說都是必需的。
有人將人生比作一段旅程是因為人生的艱難曲折，人在旅途上，他的目的不僅僅是遊山玩水，他肩負著人生的使命，他要向前走，不停地走，一直走到人生的終點，體味人生的意義，無怨無悔地走完人生之旅。旅途上的食糧是勤奮。沒有它，一個人不可能在人生之路上走很遠，即使能走遠，也是碌碌無為的，走了很長的路，卻依然兩手空空。隻有勤奮，才能走好人生的路，獲得事業的輝煌。無論是做到的抑或是沒有做到的事，勤奮都可以令你在生命裏做到。聖賢不是天生的，都是勤奮造就的。
世上成功之事，缺了勤奮就會變得不易實現，如果有了勤奮，成功也就不會太難了。
“勤”字成大事，“惰”字誤人生。曾國藩始終在“勤”字上下功夫，告誡自己莫要懶惰。凡懶惰者都是可憐蟲！
學養是人生必不可少的知識。曾國藩的學養乃天下公認。如果曾國藩躲在書齋中研究程朱理學，他會成為一個理學大師。但風雨飄搖的大清王朝，並非理學能挽救的。曾國藩學如其人，一生幾變，每一次“變”都適應了時代的要求。由理學到“經世學”，再到“洋務學”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廢誌無以成學，廢學無以成才。
曾國藩生平處世的成功，可以說是讀書的成功。他治學有方，通過讀書，走上了仕宦之途，廣交了益友，領會了行軍打仗之術，樹立並實踐了報效國家、明道經世的遠大誌向。
當曾國藩供職京師的時候，正是中國內亂外患交迫之時。曾國藩所關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內有太平天國，在災情則有黃河決口。所以，他讀書更側重經世致用之學特別是輿地之學。在閑暇的時候，曾國藩對於軍政大計，以及各種庶務，通過大量的並有所選擇性地閱讀古代史籍，盡量把現實的問題考究詳盡。所以一旦當權，便能把平時讀書得來的學問，拿出來應用。後來太平天國聲勢大盛，曾國藩以一書生出而致用，終能鎮壓洪、楊，一般人都視之為異。我們隻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師名流之間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師期間堅持不懈地刻苦攻讀經世致用之書籍，是如何地準備著應付事變，如何地關切時務，如何地虛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國藩的成功，決不是僥幸得來的。
當時掌理全國庶政的六部，除了戶部之外，曾國藩擔任過禮、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為官期間，對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點，他專心潛讀《通典》和《資治通鑒》，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場風習、山川形勢、民生疾苦和武備良窳。曾國藩由內閣學士升為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時，遍閱清代道光以上曆朝文獻，目睹時局危急而政風頹靡，遂因皇帝之下詔求言而先後參照史籍上了幾道條陳時務的奏疏，體現了他明道經世的抱負。
在戰火紛飛、百務纏身的歲月裏，曾國藩還特別喜愛研究王船山著作。在他認真研讀、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響下，湘軍許多重要人物都積極參與認真研讀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導船山之學、研讀船山之書的濃鬱風氣。後來王夫之的大名越傳越廣，影響越來越大，與曾國藩的倡導“王學”有極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