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國藩讀書榜樣的示範下，湘軍將帥們則是把孔、孟、周、張、程、朱，直到船山的“聖賢學脈”、“儒家道統”作為自己的思想信仰，並把《船山遺書》（特別是其中的史論）當作“千秋金鏡，帷幄珠囊”來讀的。曾國藩在《船山遺書》刊刻之先就大量反複地閱讀了能夠尋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對於《讀通鑒論》、《宋論》等史論性著作已爛熟於心，多有心得體會，日記中均有記載。在他的推崇與倡導下，一些湘軍將領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遺書》之前就已開始研讀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遺書》刻成之後更加形成高潮。當然，這批將領也不是僅僅研讀船山著作，而是也像曾國藩一樣，從中國傳統文化寶庫中廣搜博取，以求治國用兵之道，為其軍政實踐服務。正如郭嵩燾所說：“軍興以來，湘人起文學任將帥，肩項相望。一時武健強力，多知折節讀書。軍行所至，聞弦歌之聲。”大批湘軍將領多是從“一介書生”、“布衣寒士”而投筆從戎，從文書、幕僚或中下級軍官，一躍而成為統兵作戰、獨當一麵的高級將帥，不少人成為巡撫總督一類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書、軍機大臣、大學士。他們異口同聲地讚頌船山、弘揚船山，顯然從《船山遺書》中獲益匪淺。光緒年間湖北學政孔祥麟說：“船山所著史論，具上下古今之識，指陳曆代之興衰治亂，是以鹹、同之際，中興將帥，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遺書者皆多。蓋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備之廢弛，後由兵謀之未嫻，故於曆代兵事謀之甚詳。湘人服膺其書，多明將略戎機，遂能削平大難。”這就充分說明了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將帥們為什麼在戎馬倥傯的戰火中，如此認真地研讀、刊刻、提倡、弘揚《船山遺書》的曆史秘密。
通過研讀船山著述，使曾國藩“經世致用”的學術觀點臻於完善，也使他的軍功業績如日中天。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對中國近現代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活動於中國近現代曆史舞台上的各種人物，無論是正麵的或是反麵的，無不在不同程度上受過曾國藩的影響，無不像曾國藩那樣去認真地閱讀和研究船山學術。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熱血奔放的青年時代，都曾熱烈地仰慕過曾國藩。
曾國藩於讀書學習，尤為可貴的是，把它作為一生之事，相伴終生。
1871年，曾國藩的身體每況愈下，可以說一天不如一天。作為理學修養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寫了幾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讀書不要放鬆。這幾句話語是：“禽裏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他認為“暮年疾病、事變，人人不免”，而讀書則貴在堅持，並在讀書中體味出樂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則略愈，夜間偶探得右腎浮腫，大如雞卵，這確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他卻置之一旁，晚上照舊讀書不廢。疾病纏身，這已是難以擺脫的困擾，“前以目疾，用心則愈蒙；近以疝氣，用心則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廢人矣”。但藥療不如讀書，他離不開書，他離開了書就是一個廢人了。
這年秋冬季，曾國藩病情更加嚴重，“腳腫愈甚，常服之襪已不能入，肥而複硬，且似已腫過膝上者。大約作文及看生書，俱嫌用心太過，有損於血，而氣不能運化，故至於此，以後當不做文，不看生書”。在這則日記中，我們既可看到他身體的狀況，也可看到他在寫作和讀書時的投入。在此他雖規定自己以後當不做文，不看生書，但無法按規定辦事。因為不久，揚州阮家送《許周生集》，這是一部他從未看過的新書，拿到手後便難以放下，讀就必須從頭到尾讀完，讀的過程又全神貫注。後來湖南王運闓送近年所著《周易燕說》、《尚書大傳補注》、《禹貢箋》、《穀梁申義》、《莊子七篇注》、《湘綺樓文集》，他收到後雖不能一一細看，但每書都較為認真地翻看了幾遍。此後他又違背原來規定的不閱讀生書的初衷，繼續堅持閱讀了《居易金箴》，王其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禮記訓纂》，李芋仙寄來的《道蘊編》，日本人所著《新論》，上海新譯之書《中外古今年表》，唐義渠所寄之《湖南陽秋》，王霞軒所寄《王少鶴詩》，陶篁村所撰《浙江詩話》，柳興恩《穀梁大義述》等一批生書。
1872年3月2日，曾國藩的老病之軀已如風中殘燭了。這一天，他“病肝風，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總督蘇廷魁過金陵，曾國藩出城迎候，出發之前閱《二程全書》，迎接途中，“輿中背誦《四書》，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聲”。身體差到如此地步，他還是堅持每日閱讀《二程全書》。但他接連在日記中發出感歎：“近年或做詩文，亦覺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暈、目疾、肝風等症皆心肝血虛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歸於盡；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應盡之職。苟活人間，慚悚何極！”“餘精神散漫已久，凡遇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久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他自知油盡燈枯，將不久於人世，便抓住生命即將息歇時光做自己最喜愛的事——讀書。他每天讀的書就是《二程全書》，希望在理學的探究和修養上，畫上一個完滿的句號。
成功需要辛勤的汗水來澆灌，懶惰、不求進取是成功最大的敵人。人的一生短暫，但生命的成長和精神境界提升的曆程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許多人都在追逐一些華而不實的東西，卻忽視了作為人一生中一切事務的根基——進德修業功課，以致到頭來才發覺自己的一生其實都處於渾渾噩噩的狀態中，並未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成就。
自我完善不僅是為人處世的前提條件，更是自身充實生命的需要，因此，需要時時處處勤奮努力。即使這樣，也不可能達到完美，但因此而放鬆懈怠，更是一種自棄。沒有人能夠在自己的生命之外，找到真正能安身立命的所在。
毫無疑問，學習是有利於人生進步的，同時，它亦可充實我們的生活。一個人如果知道自己學得不夠，自然而然就會謙虛謹慎，而越學又越會覺得自己無知、渺小，於是乎自己的感悟及收獲就會大增。
毫不過分地說，學習，就是我們“點石成金的手指”，是我們立足於社會的根本。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今天，唯有懂得學習、會學習，才能出人頭地，摘下屬於自己的勝利果實。
所以，每一個誌在成功的人，必須不斷地在工作和生活中學習新的知識、汲取新的養分，借以不斷提升自身的能力。要知道，在知識“折舊”的過程中，即便是原本可以“點石成金”的手指，也會逐漸失去光澤，最終變得與普通手指一般無二。
可以肯定，每個人的身上都有不足之處，這就需要不斷去彌補。正所謂“學無止境”，為學修業絕不應該滿足。人這一生，需要學習的東西數不勝數，我們應該有的放矢，身上缺少什麼，就補充什麼，如此才能不斷地完善自己。
想法太多墮入空想，君踏實則霸業有成
“君踏實，則霸業成！”理想不是想象，成功最害怕空想。要想成就人生，就必須幹將起來。躺在地上等機遇永遠不會成功，因為機遇早已從頭頂飄過。曾國藩是個不折不扣的實幹家。綜觀曾國藩生平處世，不僅積累了具體事情親身入局的辦法，更體驗到了天下大事需積極出麵入局的意義。為此他入了匡時救世“報效國家”之大局，入了科舉之局、為官之局、從軍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為一位人生的強者。
想法太多，就會墮入空想，這是造成一個人事業大起大落的缺點。這種人想做的事太多，結果反而一事無成。究其因還是由於自己的性格弱點所致。
這種弱點經常在喜歡冒險的人身上發現，這些冒險者發達起來時，簡直就像希臘點石成金的米達斯，無論做什麼生意都賺錢。他們自己和別人都相信他們會一直飛黃騰達下去。而問題卻往往出在當他們垮下去的時候。
這些人的基本問題是，目標太分散以致無法集中目標。
這個世界總是為那些有目的的人準備著路徑。如果一個人有目標、有對象，曉得他自己是向著何處前進，那麼，他就比那些遊蕩不定、不知所從的人來得更有成就。沒有對象，就不能有迅速的進步。有人曾經這樣說：“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往何處去，你便不會達到什麼目的。”
想法太多，或者想實現的目標太多，跟沒有想法、沒有目標其實是一樣的有害。
在遭遇挫敗的一段時間，過去的一切似乎總是揮之不去，我們仿佛被釘死在上麵了。我們會一直思考，又不時做一些修正。似乎在我們有行動能力之前，必須先回顧過去並且了解它的意義。所有的人都注定要成為自己一生的曆史學家。
遭遇重大的挫折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對自己誠實。除非我們解答出何以失敗的問題，否則就無法把失敗變成成功之母。
隻有用分析家冷靜的眼光，而不是情緒化的埋怨責備，才能把我們從失敗的性格之中解放出來。為什麼聰明的人會失敗？原因有一大籮筐，它無疑比我們在此所提到的更多。失敗實在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即使最棒的人也在所難免，能夠從失敗中汲取經驗，才是了不起的事。
聰明的人唯一與眾不同的是，他們能夠記起自己在性格上的失敗教訓，例如墮入空想。
曾國藩最不喜歡經常空幻想、發牢騷、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親身入局，才能有改變的希望”的原則。
曾國藩處世的成功，和他主張的做事必須躬親實踐有關。關於這一點，清末的蔡冠洛說：曾國藩以前任兩江總督時，討論研究的文書，條理清楚嚴密。沒有不是親手製定的章程，沒有不是親自圈點的文書。前年他回任兩江總督時，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坐鎮東南，他自己說如稍有怠惰安逸，則內心會負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餘接見各方麵的客人，見到後必定要訪問周詳，殷勤訓導勉勵。對於幕僚下屬賢明與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沒有不默默地記在心裏的。他患病不起，實在是由平日事無巨細均須親自過問，用盡了精力、費盡了心思所造成的。親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
曾國藩說：風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為人上者，專注修養，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曾國藩在《格言四幅贈李芋仙》中提到了親身入局的辦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謂“身到”是指，比如，身為基層官員，就應該親自去查驗有關人命、盜竊等案情，親自到鄉村去調查；身為軍官就應該親自巡視營壘，親自到戰場衝鋒陷陣。所謂“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細心分析，對事物的各個方麵、各個環節，首先要能分解開，最後要能綜合得起來。所謂“眼到”是指，留心觀察他人，認真研讀公文。所謂“手到”是指，對於人們的優劣是非、事情的關鍵要點，應隨時記錄，用以防備遺忘。所謂“口到”是指，在差遣人這樣的事情、警戒眾人這樣的言辭方麵，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還要不怕煩勞反複苦口叮嚀。關於曾國藩的“口到”，有這樣一段記載。
劉銘傳率師追撚軍於鄂、豫之交，與鮑超軍相會，一天，劉見曾國藩，曾問曰：“見鮑春霆歟？”曰：“然。”曾又曰：“穿黃馬褂耶？”曰：“否。”曾國藩感到很驚訝，問為什麼沒有穿？又問：“敘戰功歟？”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見，將謙讓之不遑，豈複有可敘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國藩大笑。觀此可知馭將之道，雖在小節，但不可不知之。這件事可謂是曾國藩口到的生動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