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剝”卦，是“複”卦的征兆，君子認為是可喜的；“鹹”卦，是“恒”卦的開始，君子認為是危險的。事物就是這樣彼消此長，禍福相依，所謂苦盡甘來，絕處逢生，山窮水盡，柳暗花明。所以，在大吉大利後，就是大凶大難時。
人人都喜歡吉利，本能地回避凶難。那麼，有沒有辦法保持吉利，回避凶難呢？曾國藩的辦法是柔順、收斂、抱殘守缺。他認為在大吉大利時，通過柔順可以走向吉利。一般人隻知道“剛毅”過了頭才需要柔順，而不知道取得了成績還需要柔順。
柔順是什麼？曾國藩說：“柔順，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有一點殘缺和遺憾就讓它有一點殘缺和遺憾，不要求全、求圓、求滿，這就是抱殘守缺。很多人不明白這一點，一味追求大獲全勝，功德圓滿；可是一旦大獲全勝或者功德圓滿，那凶險和災禍也就隨之降臨了。所以清代朱柏盧勸誡子嗣：“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宜再往。”
曾國藩深諳《易經》剛柔陰陽之道，晚年變得更柔順，這是他由剛而柔的轉變。
從鹹豐七年（1857年）二月二十九日奔喪至家，到鹹豐八年（1858年）六月初七日再度出山由湘鄉動身赴浙江，是曾國藩居家的一段時間。在這一年半當中，是曾國藩一生思想、為人處世的重大調整和轉折的時刻。這段時光中，他反複而痛苦地回憶、檢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以孔孟之道為宗旨積極入世，對自身的修養嚴厲冷酷，一絲不苟；對社會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堅定胸懷。持身嚴謹，奮發向上，關心國事，留心民情，因而贏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風得意。正是抱有這種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軍、治軍，五年來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出生入死。但是，為什麼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為什麼上至樞垣，下至府縣，都那麼忌恨自己？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他又日夜苦讀，重閱《左傳》、《史記》、《漢書》、《資治通鑒》，希望能從這些書裏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然而，這些書他已讀得爛熟了，重新翻讀，隻能找到自己過去的思維印跡，並未發現新東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時，曾國藩試圖繞開儒家經典，到道家那裏尋求“真經”。為此，他認真閱讀了以前看過，但並不相信的《道德經》、《南華經》等老莊的著述。這些書名為出世之學，但曾國藩重讀，卻為他的立身處世指點了迷津。你看：同樣為人處世，孔孟主張直率、誠實，而申韓（申不害、韓非）等法家卻主張以強碰強，硬對硬，老莊則主張以柔克剛、以弱勝強，“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江河所以為百穀之王者，以其善下”。下反而是王，弱反而能強，柔則是至剛。用老子的言論對比自己過去的行事，他發覺自己處處直截了當，用的是儒家的至誠和法家的強權，表麵上痛快幹脆，似乎是強者，結果處處碰壁，實質上是失敗，是弱者。到頭來弄得上上下下到處是敵人，前前後後處處是障礙。過去也知道“大方無隅”、“大象無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沒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實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無形無象、鬼斧神鑿的。
自此之後，曾國藩行動做事，由前時的方正，變為後來的圓通。他自己承認，“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年，與四十歲前迥不相同”。曾國藩這裏把家居的兩年自稱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認為前後行事“迥不相同”了。
曾國藩大徹大悟後的巨大改變，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受，胡林翼就說他“無複剛方之氣”。出山之前，他對清廷上下的官場習氣很是反感，“與官場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而再次出山之後“改弦易轍，稍覺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隻在他的至親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學問思想方麵的變遷，行為處世方麵的變化，曾國藩個人對自己的“大徹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滿得意的。苦在被迫放棄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與行為；得意在畢竟發現了作為處世的“真正”秘訣——“大柔非柔，至剛無剛”。
至鹹豐八年（1858年）六月初七日，一度抑鬱不得誌的曾國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這一處世哲學的妙處。出山後，曾國藩首先去見了駱秉璋和左宗棠，以期取得湘湖實力派人物的理解與支持。
的確是這樣，曾國藩來長沙幾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門，連小小的長沙、善化縣衙他也親自造訪。堂堂湘軍大帥，如此不計前嫌、謙恭有禮的舉動，使長沙上下的官場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國藩的確像換了個人，既然曾大帥如此謙恭，他們紛紛表示全力支持湘軍，消滅“長毛”。經過曾國藩的一番拜訪、聯絡，贏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員的好評，他們表示要兵給兵、要勇給勇、要餉供餉。
經與駱秉璋、左宗棠商量，決定湘軍張運蘭部4000餘人、蕭啟江部4000餘人、吳國佐部1500人由曾國藩親率入浙，首先抓緊備餉、備械。
曾國藩在長沙逗留十幾天，隨後又乘船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長沙，衙衙拜訪、官官恭問，胡林翼自不必說，武昌城裏的官員也無不表示對曾國藩的支持，同湖南一樣，為湘軍供餉供械。隨後，曾國藩沿江東下，到黃州府下遊50裏處的巴河，這裏駐紮著彭玉麟的數營水師，湘軍大將彭玉麟、楊載福、李續賓、鮑超、李元度、楊國棟、彭壽頤、曾國華等人都集中在這裏，等著與曾國藩商量軍機。
在彭玉麟的座船上，曾國藩與這些闊別一年多的部下見了麵，他們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動。曾國藩提出：湘軍的最終目標是攻下江寧，所以軍事重心不能離開長江兩岸的數省，力量要由西向東使。石達開的南竄，我們不能讓他牽著走。目前浙江緊張，隻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綠營監視，不能輕易言戰。所以，下一步的作戰方案是：曾國荃的吉字營繼續圍攻吉安；李續賓、彭玉麟、曾國華、鮑超等營進入安徽戰場，落足點是安慶；其餘部隊由曾國藩本人率領，奉旨馳援浙江。
計議已定，諸軍按計而行。曾國藩親率蕭啟江、張運蘭、吳國佐各部援浙；李續賓撥出所部朱品隆、唐義訓的一千餘人任曾國藩的親兵護衛營。曾國藩命部隊到江西河口集結，自己則去了南昌，拜會江西巡撫耆齡。耆齡深知曾國藩再次出山的來頭，也不像陳啟邁、文俊那樣為難曾國藩，也主動答應為湘軍供應糧草、軍餉，這就使湘軍基本通過了軍餉難關。
鹹豐八年八月（1858年9月），曾國藩命部隊由河口出發到江西廣信府鉛山集結。此時石達開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國藩率部在贛閩兩省之間的弋陽、雙港、金溪等地駐守，九月間，在江西建昌暫駐，準備由雲際關入福建。此時，劉長佑軍已駐新城，準備出關入福建，曾國藩即命張運蘭、蕭啟江由廣昌、杉關入閩，而他的大營一直駐在建昌，再未移動。
總之，曾國藩再次出山，一路順風，完全改變了家居前的困守局麵。
做人處世，無剛不立，但過剛則易折，試問該如何克服這一矛盾呢？很顯然，中庸之道就是個不錯的選擇。也就是說，為人要品性剛正，但又要講究謀略，柔中有剛，剛柔並濟，如此方能有所作為。
“中庸”強調的就是做事守其“中”，既不左衝右突，又戒參差不齊。其實這種人生哲理，從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許多細節中即可體察出來。譬如，鹽不可吃得太多，亦不可吃得太少，要恰到好處。同理，炒菜不可太生，亦不可太熟。生熟恰到好處，菜才好吃。此恰到好處，即是“中”。又如商人賣東西，要價太貴，則人不買。要價太少，又不能賺錢。必須要價不多不少，恰到好處。此恰到好處，即是“中”。中庸學既講恰到好處，又講因時而中。做任何事情，都是這樣。
須知，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代，做人做事都離不開剛柔之道，也就是先賢們所說的“外圓內方”——內心剛直，咬定目標；外表柔和，不事張揚。
社會如此複雜，做出成績難，要做個既有成績又少遭忌妒的人更難。古往今來、古今中外，但凡那些有大成就之人，無不深諳做人之道，心中清楚何時進、何時退，何時伏藏、何時露崢嶸。也就是說，欲成大事者必須懂得剛柔相濟、方圓互補。
誠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成為大人物，但懂一些剛柔之道還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做人，既不要太剛直，也不要太懦弱。柔性太強，便以剛補之；剛性太強，便以柔掩之。
然而，很多人都把握不好這個度。於是我們見到一些人為了達到某種目的，斂聲屏息、逆來順受，甚至不惜搖尾乞憐。這種“柔”與我們所強調的“柔”是有本質區別的，它所代表的是虛偽、是懦弱、是醜惡。又有一些人“寧折不彎”，凡事都要扛著來，受不得半點委屈、忍不得一點脾氣，這種“剛”所代表的則是衝動、是莽撞。顯而易見，以上兩種性格都是不可取的。
真正的剛柔相濟應該是——心中擁有一個高尚的目標，並為此百折不撓，當原則受到侵犯時，能夠智慧地予以反擊；當個人利益與原則、與目標相衝突時，能夠舍小我保大我，可以暫時忍辱負重，用小犧牲換來大成功。
事實上，現實生活中剛性太強之人居多，所以提醒大家，當你熱血上湧之時，不妨想想曾國藩的箴言——剛性若太強，便以柔掩之。
所謂剛直，便是敢作敢為、敢於求取、恪守信念、維護真理的膽量與氣魄。人一旦有此性格，即便暴雨狂風，亦可屹立不倒，終將有所成就。那麼，為何又要懷柔呢？因為人性畢竟是複雜的，你所想、所需之物，別人未必不感興趣，當有競爭之時就免不了明裏暗裏地爭鬥。柔便是一種麻痹、一種自我保護，是以退為進、韜光養晦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