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不可太張揚，行事須有一個度數。鋒芒畢露顯然不是處世之道，不識時務難免遭受打壓。為人處世，要曉得什麼話該說、什麼話不該說；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什麼時候必須屈，什麼時候可以伸。其實有時候，糊塗一點才是真正的清醒。
過剛易折驕矜招禍，為達己任忍辱負重
“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嚐膽，三千越甲可吞吳！”獲得成功不能硬著頭皮往前衝，而是要有以退為進、以守為攻的方法。當然，這是一種很高的智慧。在清廷“抑製漢臣”的大背景下，曾國藩知道硬著頭皮往前衝，隻能自絕生路，被強大的對手打倒！莫不如靜待時機，證明自己。
能忍辱者可分兩種：一、真正膽小懦弱之人，見勢則怕，苟求安穩，往往為人所輕視；二、為達己任，忍辱負重，伺機成大業者。毋庸置疑，後者忍辱並非膽怯，而是“忍”有所圖，乃是成大事者的一種謀略，更值得大家學習。
人生如棋，一味衝撞的陣前卒子很容易丟掉身家性命。唯有將帥者才知道何時該衝鋒陷陣，何時該韜光養晦。做人處世需知過剛則易折，驕矜則招禍，必要時需忍辱負重，剛柔並濟，進退有度，謀定而後動。既應有泰山壓頂不彎腰的骨氣，又要有躲避狂風暴雨，以保存自己的機智。這也是成功者一個必備的智慧。
曾國藩晚年很後悔，說自己應該當攻下天京時退隱江湖，如果這樣，就不會有“剿撚無功”、“津門受辱”等“畫蛇之筆”。實際上，正如曾國藩所聲辯的那樣，僧格林沁剿撚數年，也沒有一句責備的話，他剿撚伊始，就期望過高，好像他一出山，撚匪就該如鳥獸散一樣。他說這不公平，他也沒有這個本事。這聽起來，似乎是無奈之歎，實則為一種進退之道，當撚軍衝過他設計的賈魯河防線馳入山東時，調入京師的官文抓住把柄，大肆煽動，並再次放出暗箭，射向曾國藩。他利用位高權重的有利條件，暗中煽動那些滿洲貴族，重彈多年老調，認為曾氏兄弟及其湘、淮係統大將占據地方的許多高位，並非國家之福，規勸太後和皇帝，重視漢人宜防的祖訓。當太後不以為然之後，官文又拉攏一批滿員，聯合地方權貴，收買言官，掀起反對曾國藩的一個浪潮。這就是曾國藩所不理解的，為什麼“河防大計”僅僅在一次戰役中失利，就出現一群言官上疏彈劾，而皇帝也接連下旨申斥的原因了。
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間，官文用重金收買禦史朱學篤，上疏重劾曾國藩誤國、庸陋等六大罪狀，疏中極盡挖苦譏諷之言詞，幾乎不是對一個“有功”之臣，仿佛麵對一個罪犯，必欲置其於死地。最令曾國藩不解的是，慈禧太後將此彈劾折發交廷臣議處，這無疑是一個信號：清廷已不信任他了，該“兔死狗烹”了。由於有此波瀾，曾國藩回兩江也很沒有麵子。所以他上疏寧可留在軍營效力，也不回兩江。隨後幾天，又有法國人上書清廷，講恭親王不勝任軍機大臣之職，應該撤掉，將王爵讓給李鴻章。又說李鴻章兄弟同任封疆大吏，“東南已非國有”。這無非是離間之計。在此內外的煽動下，曾國藩感到十分灰心。他連上三疏堅拒回兩江。同時，陝西巡撫劉蓉、陝甘總督楊載福等同時乞休。清廷見湘係大吏紛紛“救援”，隻好下旨斥責禦史朱學篤，又安慰了曾國藩一番。
本來慈禧太後在曾國荃對官文的劾案後已和平解決了曾、官的矛盾，對此案反映出的滿漢矛盾也采取了和解的政策，但經官文暗中一撥弄，京內外便掀起罷斥曾國藩的風浪來。太後和皇帝也改變了態度，對曾國藩及湘、淮大員，尤其是湘係地方大員開始了大刀闊斧的裁製。曾國藩當時對形勢估計不足，他對“河防”的暫時失利不服氣，而對清廷的下旨申斥表示了自責，但他自刻了一枚寫有“會辦中路剿匪事宜”的“木戳”，上奏要求開去各缺，仍以散員身份留在軍營效力，他滿有把握地認為清政府會發下“溫旨慰留”，讓他繼續留任前線統帥，直到把撚軍鎮壓下去為止。
但是這次他想錯了，等了一個多月，卻於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日（1866年11月27日）等來了一通“嚴旨切責”。
這一次的“以退為進”遭到了徹底的失敗。曾國藩接旨後心裏很是氣惱，他給曾國荃寫信說：“昨奉十四日嚴旨詰責，愈無庸徘徊。大約一連數疏，辭婉而意堅，得請於己，獲禍亦所不顧。”他心裏仍不想離開前線，嘴上說打算向皇上“一連數疏”，申請回家養老了事。然而他又估計錯了，信發出去才兩天就接到朝廷諭旨，令他把欽差大臣關防“齎送徐州”（此時曾住濟寧）由李鴻章護理，休假一個月後回任兩江，曾國藩見清廷對他如此無情，幹脆說他既然不能勝任欽差“剿撚”之任，不如連兩江總督之任一同開去落一個幹淨。10天之後，上諭以日遞500裏的速度送到濟寧曾國藩行營。上諭說：“曾國藩當體仰朝廷之意，為國分憂，豈可稍涉嫌慮，固執己見！著即懍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鴻章專意剿賊，迅奏膚功。”寥寥數語，使他看到了慈禧太後那憤怒的麵孔，於是不再堅持己見，隻得怏怏南返，回任兩江了。
曾國藩回到兩江總督任上，認為對不可抗拒的力量隻能順從，否則一味較勁，對自己則是一無所益，因此隻有在權勢者的輕視、冷落中麵向未來再圖崛起，重建新功，讓世人包括薄情於他的當權者重新認識到他的重要。
古往今來，多少人雖有誌成就一番事業，但最終隻能在人生的風雨飄搖中遭遇不幸，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他們不諳形勢，逆勢而上，最終倒在了自己的莽撞之下。或許，隻要他們能忍耐一下，哪怕是委屈自己借以自保，靜待時機，就未嚐不可東山再起。
做人，不能逞匹夫之勇，該低頭時就低頭，該忍辱時就忍辱，切不可為爭一時之氣，急躁冒進，如此隻會讓自己撞得頭破血流。
尤其是在實力不如對手時，忍耐和取信於對方是很有效的辦法，可以讓對手放鬆警惕，從而取勝。在工作生活中，適時的隱忍也有助於人際關係的和緩。當實力不如對方時，不妨默默忍耐，靜候時機。
每個人都會遭遇困境，隻有常懷隱忍之心，才有可能挺過難關，東山再起，成就大業。無論是示敵以弱，還是韜光養晦，這都是為人處世的深奧哲學。
能大能小能升能降，識時務者是為俊傑
“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作為臣子，如果希望獲得朝廷的信任與重用，學會尊重朝廷的決定是第一要訣。無論官職多高，都不能忘記一點——自己是在輔助，而不是決策，即便朝廷的決定不如人意，必要時，也得低頭順從。這也是曾國藩一直謹記於心的為官守則。
很多人崇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英雄氣節，無論何時，隻管高昂著自己那驕傲的頭顱，結果往往是被碰得頭破血流。其實，這未必是明智之舉。當然，我們並不是說有氣節不好，而是要提醒大家，“氣節”也要用在該用之處。麵對一件無關緊要、不值一提的小事，倘若你拘泥於“氣節”二字，就很難擺正心態，你的處世哲學自然也很難為別人所接受。
聰明的人大多懂得順勢而曲，保存實力，坦然麵對屋簷的存在。他們隨機應變、能伸能屈，從而避免了很多忌妒與是非，因而，他們的人生之路大多走得比較順暢。
意氣用事，隻能進不能退是用兵的大忌，每個人都應該掌握這種聰明的做事方法，不識時務、隻知鬥一時之氣的人絕對算不上英雄。
世間的英雄就像龍一樣，能大能小，能升能降。大可以興雲吐霧，小可以隱藏於無形；向上升可以升騰於宇宙之間，向下降可以潛伏於大海的深處。
俗話說，形勢逼人強，識時務者為俊傑。龍蛇之蟄，以求存也。隻能大不能小，隻能算條蟲罷了。
從某種角度我們可以這樣說，一個人是能夠成為雲中龍還是草中蟲，是大龍還是小龍，不僅僅是你有無誌氣，還由你做事是否聰明決定。
曾國藩對清廷的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輕易表露。太平天國應如何平定，他與清廷的看法也不盡一致。對太平軍北伐，清廷一直心有餘悸，因此始終把“北防”作為戰略重點，要湘軍北上。對此，曾國藩在認識上予以疏導，指出“自古辦竊號之賊，與辦流賊不同。剿辦流賊，法當預防以待其至，堅守以挫其銳；剿辦竊號之賊，法當剪除枝葉，並搗老巢”。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國正是“竊號之賊”，與石達開、撚軍等“流賊”不同，如攻其必救的天京、安慶，就不會“北竄”；因為，“竊號之賊，未有不惜死力以護其根本也”。
曾國藩與胡林翼擬定四路進兵計劃，並於1858年底至次年初取得了勝利，曾國藩部已進駐安慶二十餘裏外之高橋。多隆阿軍於4月進至桐城外圍，李續賓軍進駐桐城之青草塥，分兩路策應。
正當湘軍擺開陣勢，進攻桐城、安慶時，清廷因江南大營潰敗，命曾國藩領軍東援。曾以兵力單薄加以拒絕。4月19日，清廷以曾署兩江總督，認為“為今之計，自以保衛蘇常為第一要務”，仍令其馳援蘇常。蘇州易手後，清廷仍認為如安慶“指日可複”，可先攻取再東援；否則，就應先保浙複蘇。因為蘇州為“財賦之區，且係數省咽喉，自應以急籌攻複為上策。現在賊勢已直趨杭、湖，勢將糜爛兩省，尤為刻不可緩”。顯然，在清廷看來，保浙複蘇更重於攻取安慶，是戰爭全局的關鍵所在。
與之相反，曾國藩認為，以往戰爭經驗證明，必須以上遊為“立腳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遊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而攻奪安慶是尤為關鍵一戰，“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局，將來即為克複金陵而張本”。江南大營正是因未踞上遊而失敗，如棄安慶不圍而援蘇常，那就既蹈其覆轍，又打亂皖北部署。同時，他又根據當時形勢，進一步分析不能東援的理由：江南大營以蘇常為根本，蘇常已失，這個“根本”已不存在；湘軍以兩湖為根本，湘軍東援，就遠離可恃之根本，處於無可依托的困境；更為緊迫的是，太平軍在東線獲勝，奪取蘇常後，勢必西征，爭奪上遊。因此，必須“竭五、六兩月之力，辦江楚三省之防”，以迎戰西征的太平軍。總之，湘軍立即大舉東援，保浙複蘇，在戰略上是錯誤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國藩不願一開始就頂著不幹，給清廷留下不馴的印象。為此，他於1859年6月11日，將大營由宿鬆移至皖南祁門，並奏報立即組建新軍，數月後大舉東援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