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次戰略分歧不是偶然的。湘軍集團以湖南為巢穴，以兩湖為立足之根本。且看準了太平天國革命者，在政治上是“竊號之賊”，絕不會輕棄其“根本”；在軍事上踞下遊，又不能不爭上遊以護其“根本”的特點。故堅持全力圍攻安慶。但建都北京的清廷，對此卻缺乏認識，或根據太平軍北伐的教訓，而偏重北防；或因江浙是其主要財政收入之地，而重下遊，輕上遊。這就是說，清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軍集團則“知己知彼”，故能製定並堅持保上遊，爭上遊，以清下遊的方針。值得注意的是，曾國藩在處理分歧時，不是簡單的頂著不幹，而是在認識上耐心加以疏導，並照顧到清廷的尊嚴，在部署時加以敷衍。這樣，就做到既不放棄原則，又不給清廷留下桀驁不馴的印象。不久，發生的事實證明了這一方針的正確。圍攻安慶，太平軍並未北進；攻下蘇常後，太平軍又未及時進攻浙江。在這種情況下，見識淺陋，慣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清廷，也就欣然聽任曾國藩等自行辦理。後來攻金陵的戰略部署，清廷也就不再遙控了。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曾國藩並不把權力看得太重要，而是注重保護自己。
一個人有七情六欲是完全正常的，也是完全應該的，這也是人之為人的特征。所以，我們說：“一個做事不考慮感情的人一定是一個不成熟的人。”然而，事情是複雜多變的，感情常常左右人們的理智，使人們對複雜多變的形勢做出錯誤的分析和判斷。因此，我們又說：“一個被感情左右的人一定是一個不成熟的人。”
正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堅忍，一種以退為進的心理能量；堅忍，一種積蓄力量、待機而發的戰略戰術。
刀不藏鋒時，叫“怒”。怒也，是心字和奴字組合而成的一個古字。心中的感情思想像利刃沒遮攔的時候叫怒。怒不是忍。
心中無“刃”，空空蕩蕩無利器的時候，也不是“忍”。
刃鋒消隱了，刃鋒藏在心胸的刀鞘裏，才能算是真正的忍。
“忍”不是窩囊廢般地吞氣吞聲。所以“忍”之“刃”就不僅僅是標音的聲旁，也是對表義的義部。“忍”是一種能力。《說文解字》說“忍”：“能也。”
“能”又是什麼？
“能”是一種屬於熊類的俊鹿一樣的野獸，皮毛之下，有強壯堅硬的骨肉，所以把賢能而強壯的人叫做能傑。
忍是能力，就是說“忍”首先是一種很有內在鋒芒的力。忍是一種能力，是那些善於把尖銳的思想感情含蓄起來的人的本領，是他們行人所不能行，成人所不能成之事的首要條件。腰帶寶劍的韓信，硬是從別人的胯下鑽了過去，能夠忍受胯下之辱，沒有超凡的內在定力，恐怕是很難做到的。範蠡也是一個大忍者，輔佐勾踐贏了夫差，麵對盛大的功利，依然能夠清醒地隱退，這也絕非是那種以物喜、以己悲的憤憤者所能為。
既然如此，忍常常也是一種韜略。
聖人韜光，能者晦跡，收斂鋒芒，隱藏才能，這一直是成大事者的必定策略。唐宣宗未即位前常常夢見乘龍升天，言之於母，母親既喜又驚，千叮萬囑：“此話不可再說了。”宣宗謹遵母命，甚至連別的話也不敢說了，宮中有人以其為慧，卻被當朝的皇帝看成是有“隱德”，於是，竟以皇帝第十三叔的身份接掌了大唐江山，大丈夫能屈能伸。忍字作為成事之要訣，人人都理解，然而能如唐宣宗這樣的韜略卻是千難萬難了！
因此可以說，忍是一種修養。
忍為修養，其義應該相當深刻，相當廣泛。世間取人，惟才、惟德，德才兼備，有才務須要忍，能忍才能有德；不能恃才便張揚，真正的才，是不張揚的。如此，才、德、忍便是一種互導和印證的必然關係。孔子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賢者之中又賢的，當推顏回。顏回在人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存狀態中，仍能不改其樂。這是才、德到了相當境界的忍，連為師的孔子也略有自愧不如之感歎。石崇是反麵的例子。石崇富甲天下，卻一丁點也不能忍受別人小看了他的富，所以，生命的每一秒都在享受富、誇富和念富，隻在富累之中氣乎乎地度日子，哪裏有顏回的樂趣？忍是一種境界，石崇才小德薄，登不上這層境界，終於被斬首東街。
正反兩方麵的事實，使忍成為一種文化。
在春秋戰國的大殺大砍，所有人都激昂好鬥，諸多兵家、縱橫家、法家、雜家大肆鼓吹爭鬥的曆史時期，中國的先賢們居然深思出了儒、老、莊、墨的仁、忍、柔、和的學說。孔子請教老子的故事，似乎也可以解釋兩種不同傾向的學說的消長。孔子問老子天下之道，老子沒講理論，隻默默張開了嘴。聰明的孔子一下子明白了牙和舌的隱喻：那張老嘴早已沒有牙了，堅硬尖銳的牙沒有了，和柔無鋒的舌還在，“不忍”與“忍”、短暫與長久，這其中的道理，何等簡單、何等深邃。
這樣一種貴重的能力，這樣一種超人的韜晦，這樣一種深邃的德性，這樣一種綿綿不絕的文化，實在應該整理，對於每個人，對於整個社會大概都會產生極大的實用功能。
《忍經》中說：不能忍受挫折，不是害了別人，就是害了自己。不如忍耐下來，慢慢觀察勝敗。名譽在屈辱中彰顯，德量自隱忍中增大。黥布自負意氣，認為劉邦會拜他為將，劉邦卻坐在床上洗腳召見他，他氣得差不多想自殺，當優待他如漢王同等待遇時，又高興過了頭。還沒看到他以後立的功名，當天就看到了他的器量。
《呂氏童蒙訓》說：“事情有時不對的地方，應當詳細考慮它，一定都會辦好。如果先暴跳發怒，隻能善自己，豈能善別人。”
名譽從屈辱中彰顯，如張釋之為王生結襪，張良為老人穿鞋這一類。又《太史公言》說：“伍子胥在江邊很困頓的時候，在道路旁向人乞討食物。”所以在隱忍中成就功名，不是大丈夫，誰能這樣做？
楚奇議論說：“能屈從於一人之下，而得到君主信任的人是湯和武王。漢高祖仿效他們隱忍，率巴蜀的軍隊奪取了三秦之地，成就了漢室四百年的社稷。這就是勇敢而能夠忍耐的人。”
不屈不撓，不仰不俯，壁立萬仞，中流砥柱。
一個人縱然資質卓絕，才高八鬥，也不宜鋒芒畢露，不妨裝得笨拙一點；很多事情，即便我們心中非常清楚，也沒有必要過於表現，最好用謙虛來收斂自己。很多人清高傲世、憤世嫉俗，常以白眼視人，這顯然不是處世之道，孤芳自賞隻會讓更多的人排斥你，甚至是打擊你，所以我們務必要使自己隨和一些；當我們的能力得到賞識時，切不可過於激進，而應以退為進。若能做到這些，你大抵可以安身立命、高枕無憂了。
處處精明未必精明，大巧若拙大智若愚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人生難得糊塗，過分的精打細算，有時仍抵不過天算。做人，不妨糊塗一點，讓自己顯得“愚拙”一些。不過，這確實不易，因為它不僅需要有一定的修養，還需要有一定的雅量。曾國藩不可謂之不精明，但也確實因此吃過不少苦頭，好在及時醒悟，乃得善始善終。
俗話說，聰明反被聰明誤。人若精明，的確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過精明，別人也必定會以此加以防範，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這一點。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兩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過三次，因為一次精明是啟發，二次精明是教訓，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們在交往中，常常喜歡與單純的人交往。與單純的人交往放鬆、自然，不用費盡心機，提高警惕；這倒不是說單純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隨意欺騙與捉弄的，而是說他心地純潔、寧淨、淡泊。這樣的人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他把心智放在更有價值和更有意義的事情上。這就是荀子所說的那種人：“溫和如玉，完美純正。”
然而，與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時時小心，處處提防，稍有不慎就會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處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騙、被愚弄，當然也就越不自在。如果沒有辦法與他斷交，那麼他就會以精明手腕去對付此人。這正應了鄭板橋的一句話：“試看世間會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別人一點，真是算盡自家耳！”
曾國藩是一個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國荃也是一個精明的人，他們就因為精明吃過不少虧。
對於讀書人，曾國藩還能以誠相待，他說：“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但是對於官場的交結，他們兄弟倆卻不堪應付。他們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懷著一肚子的不合時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軟，所以到處碰壁。這是很自然的，你對人誠懇，人也對你誠懇；你對人詭秘，人也對你詭秘；你對人一肚子不合時宜，人也會對你一肚子不合時宜。
而曾國藩的朋友迪安有一個優點，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雖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時宜，但他卻一味渾含，永不發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無恙。而曾國藩兄弟卻時時發露，總喜歡議論和表現，處處顯露精明，其實處處不精明。曾國藩提醒曾國荃：這終究不是載福之道，很可能會給我們帶來災難。
到了後來，曾國藩似乎有所領悟，他在給湖北巡撫胡林翼的信中寫道：“惟忘機可以消眾譏，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遺憾，他未能身體力行。
可見，為人不可太精明，還是糊塗一點為好。
“聰明難，糊塗亦難，由聰明轉入糊塗更難。放一招，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做人過於精明，無非想占點小便宜；遇事裝糊塗，隻不過吃點小虧。吃虧是福不是禍，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獲。“饒人不是癡”，歪打正著，“吃小虧占大便宜”。有些人隻想處處占便宜，不肯吃一點虧，總是“斤斤計較”，到後來總是沒有什麼好結果。
人，真的沒有必要活得那麼清醒，自己太累，別人也不舒服。
孔子說：“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寧武子即寧俞，是春秋時期衛國的大夫，他輔佐衛文公時天下太平、政治清明。但到了衛文公的兒子衛成公執政後，國家則出現內亂，衛成公出奔陳國。寧俞則留在國內，仍是為國忠心耿耿，表麵上卻裝出一副糊裏糊塗的樣子，這是明哲保身的處世方法。因為身為國家重臣，不會保身怎能治國？後來周天子出麵，請諸侯霸主晉文公率師入衛，誅殺佞臣，重立衛成公，寧俞依然身居大夫之位。這是孔子對“愚”欣賞的典故，他很敬佩寧俞“邦無道則愚”的處世方法，認為一般人可以像寧俞那麼聰明，但很難像寧俞那樣糊塗。在古代上層社會的政治傾軋中，糊塗是官場權力較量的基本功。僅以三國時期為例，就有兩場充滿睿智精彩的表演：一是曹操、劉備煮酒論英雄時，劉佯裝糊塗得以脫身；二是曹、司馬爭權時司馬懿佯病巧裝糊塗反殺曹爽。後人有語雲：“惺惺常不足，蒙蒙作公卿。”蘇東坡聰明過人，卻仕途坎坷，曾賦詩慨歎：“人人都說聰明好，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生兒愚且蠢，無災無難到公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