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說，我們做人時刻都要留點心眼，你固然聰明，但也不要太過彰顯，這樣做除了能滿足你那無謂的虛榮心，還能代表什麼呢？相反，它反而會使你成為那根“出頭的椽子”、那隻“被搶打落的出頭鳥”。退一步說，即便是在不摻雜任何競爭因素的朋友交往中，倘若你太不知分寸，凡事都要點個明明白白，也一定不會受到歡迎。因為你在彰顯聰明的同時，已然無形中貶低了朋友的智商，誰又會對此無動於衷呢？
聰明與糊塗是人際關係範疇內必不可少的技巧和藝術。得糊塗時且糊塗，更是比聰明人還聰明的處世哲學，是一門人生的大學問。隻有糊塗一點，人才會清醒，才會冷靜，才會有大氣度，才會有寬容之心，才能平靜地看待世間這紛紛亂亂的喧囂，爾虞我詐的爭鬥；才能超功利，拔世俗，善待世間的一切，才能居鬧市而有一顆寧靜之心，待人寬容為上，處世從容自如。
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人生是個萬花筒，一個人在複雜莫測的變幻之中，需要運用足夠的智慧來權衡利弊，以防失手於人。但是，人有時候亦應以靜觀動，守拙若愚。這種處世的藝術其實比聰明還要勝出一籌。聰明是天賦的智慧，糊塗是後天的聰明，人貴在能集聰明與愚鈍於一身，隨機應變，該糊塗處且糊塗。曾國藩明白其中的奧妙，於是藏鋒守拙，將清醒留給自己，將糊塗做給別人看。
不自覺的糊塗是真糊塗，刻意為之的糊塗是假糊塗，而假糊塗因是裝出來的，極易露餡，一不小心就容易出問題，所以孫臏裝瘋就隻好連臭糞也往口內塞，而且要表示不知其臭；阮、劉避世，不自禁與酒結下了緣分，常常大醉不醒，而不醒處正是醒處。裝糊塗極不易，所以鄭板橋感歎道：“難得糊塗。”
假糊塗之處世哲學是由亂世或皇權森怖時代之人總結出來的。亂世，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闖出天大事業來的；而當皇帝自恃聰明，由著自己的性子信口開河，即或說者無心，而聽者自奉以為金口玉言，金口玉言也就是金科玉律，君叫臣死，於是臣不得不死。當此之時，也就人人自危了。事實上，中國封建時代的高官，鮮有不戰戰兢兢以自處者，不會裝糊塗的人常常不得善終。所以很早以前老子就說，“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漢河上公注曰，“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因而“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
早年的曾國藩是個很有性格、直言無忌的人，但曆經多年的仕途坎坷後，他也有一個“渾”字訣，即不能要求所有的事都明明白白。
一個正常的人，有時需要糊塗，但有時也需要精明，關鍵在把握糊塗與精明的時機，如果把“難得糊塗”當做是一貫的信條，那他豈不成了一個真糊塗之人，未見有一個真糊塗之人還能成就大事者，如果對一個笨人、傻瓜，還跟他說“難得糊塗”，那麼說此話之人必是一個十分陰險之人，企圖通過使別人永遠在糊塗中不能自醒而保持他那份精明的優勢。古代像包公、狄仁傑等那些執法如山的斷案清官，大多是十分精明之人，精明與正直才造就了他們的成功，博得了人們的崇敬。因此奉勸世人，“難得糊塗”切不可濫用。
曾國藩所說的“難得糊塗”是說在世道混亂的時候，因精明而遭受挫折的情況下則不要太精明和正直了。這在鹹豐三年（1853年）四月二十日給幾位弟弟的信中可清楚得知。
王璞山因驕致敗，貽誤大局，凡是有見識的人都知道了。前日他在家招募鄉勇數百，在石潭殺死殘寇30人，便假報勝仗，說殺賊數百人。我非常討厭他。我與中丞、提督三人聯銜具奏的一道折子，是左季高所作。我原本看過折子底稿，後來左又增添了幾段，竟把王璞山打假勝仗也添了進去。發出折子後，左才送折稿來讓我同意，事已無可奈何，我隻得隱忍去做。朱石樵在嶽州戰敗逃回，在寧鄉又戰敗，逃奔數次，前不久來到省城，我在省城天天煩惱鬱悶，許多事不順手，隻能委曲求全，慢慢設法解決。前日當麵把朱石樵責備一番，他也無辭以對。但官場中人多不以我為然。將來一事無成，辜負了皇上委任之心，隻有自愧自恨而已，還能怨恨他人嗎？埋怨他人又有什麼益處呢？大體世道的混亂，一定先從是非不明、黑白不分開始，諸弟必定要一一勉強區別，就會越求明白，越至混淆，一定會慪氣到底。希望諸弟學會心平氣和，學會“難得糊塗”。璞山的事，從今以後，你們不但不要說，而且也不要信中說。由於是非顛倒，自己清正為人，使自己“許多事不順手”，所以隻好“委曲求全，慢慢設法解決”。顯然，曾國藩是以自己親身經驗告訴諸弟，整個環境都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自己反而孑然獨立，企圖力挽狂瀾於一隅，是個人能力所不及的，不糊塗能行嗎？通過曾國藩的經曆，使我們體會到在一個不喜歡諫諍的昏憒國王麵前，大家都阿諛奉迎、奴顏諂媚，“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而唯有你剛直不阿、直言不諱，不招來殺身之禍已是萬幸了，所以當你麵臨無能為力改變風習時，或者隨波逐流，同流合汙，或者以難得“糊塗”委曲求全，保留那份心地的純潔，以待時機，另圖良策。否則隻能像屈原那樣誌潔行芳地去毀滅自己。
那麼，曾國藩是否真的總是使自己在糊塗中度日呢？看了下麵的事自然就會有一個明了的答案，當清廷讓他節製四省軍務，把大權交與他的時候，曾國藩卻能立即想到，蘇、浙、皖、贛四省，是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財富寶地，現在朝廷竟全都交給自己，這無疑是對自己極大的倚重，可他的腦海裏還是擺不脫肅順的陰影，想到了肅順近年來對自己和其他一些漢族官員的關照，以及他們之間雖非直接、但也不同尋常的聯係，可千萬別在什麼地方將自己牽連進去。
出於一種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他很自然地將兩件事聯係起來，朝廷為什麼一麵給自己加官增權，一麵又以這種極為特殊的方式告訴自己朝政大局的變化呢？這分明是既要用自己，又在鞭策、警告自己。看來，這裏麵一定有很複雜的背景。朝廷中新的掌權者必定是個能人，不可輕視，一定要小心謹慎。
他趕緊找來李鴻章就此事交換意見。李鴻章在曾國藩的幕僚中素稱能識大局，對政局能洞悉底微，可現在他也說不出所以然來，隻是覺得此事的確非同小可，必須盡快對情況做進一步的了解。
到了晚上，曾國藩久久不能入睡，直到三更天才稍稍成寐，可剛剛四更一過又醒了。躺在床上，他再次翻來覆去地進行思考。按照清朝的祖製，兩江總督例得兼轄江蘇、安徽和江西三省的軍務，但浙江的軍務向來歸閩浙總督節製，現在讓他兼管四省軍務，的確有超越祖製的地方，會對地方政權格局產生重大的影響。他的心情一時頗為沉重，感覺到自己權太重，位太高，虛名太盛，而古之得虛名並值時艱者，往往不得善終。想到這裏，不禁悚惶之極，於是，打定主意，要上奏朝廷，辭謝大權，不敢節製四省軍務。
為了上奏辭謝節製四省軍務，曾國藩整整準備了10天的時間。他與幕府中的各位幕僚天天進行討論，總想計出萬全，找一個最好的理由來說服朝廷。經過反複議論，大家一致認為隻好將左宗棠推出前台，在左宗棠入浙督軍一事上做文章。
1862年1月，清廷正式批複，曾國藩仍然兼轄四省軍務，並諭令曾國藩不得再行奏辭。
清廷以特殊需要和因人設職兩條理由拒絕了曾國藩的推辭。曾國藩在感到朝廷對他的特別恩寵之外，也知道這麼大的權力的確有些燙手。於是，他在表示接受節製四省軍務這一特殊差使的同時，又特地向朝廷奏明，在太平天國首都天京城未攻克之前，希望朝廷不再給予他和他的諸位兄弟任何恩賞。
看了這些，還能說曾國藩糊塗嗎？
可見，形似癡癲的人不見得愚蠢呆傻。那些真正的聰明人，常常被人看做是愚癡，卻不知他們的心比任何一個人都清醒。入世的大智者大抵如此。
不過，讓精明的人糊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經曆很多人和事，受過很多挫折和磨難，否則他是不會糊塗的。其實，人生本就是一場戲，看清了，也就釋然了。鄭板橋的那四個字“難得糊塗”包含著人生最清醒的智慧和禪機，隻可惜有一部分人悟不透，大部分人做不到，所以，終日鬱鬱寡歡，忙碌不堪，事事要爭個明白，處處要求個清楚，結果才發現因為太清醒了、太清楚了反倒失去了該有的快樂和幸福，留給自己的也就隻剩下清醒之後的創痛。難得糊塗，糊塗難得。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才能在平靜之中體味這人生的酸、甜、苦、辣。
老子大概是把糊塗處世藝術上升至理論高度的第一人。而作為老子哲學核心範疇的“道”，更是那種“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的似糊塗又非糊塗、似聰明又非聰明的境界。人依於道而行，將會“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中國人向來對“智”與“愚”持辯證的觀點，《列子·湯問》裏愚公與智叟的故事，就是我們理解智愚的範本。莊子說：“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人隻要知道自己愚和惑，就不算是真愚真惑。是愚是惑，各人心裏明白就足夠了。
老子說：“魚不能脫離深淵，這樣才能受到保全，國家精良的先進武器不能隨便展示給人們。”意在告訴世人，人隻有在心中清楚而形似愚拙時才能養精蓄銳，一鳴驚人。韜光養晦，以假示敵，無疑是對敵時的一種大謀略。對於成功者而言，隻要人生目標的大方向沒有改變，有時候裝傻作愚，亦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