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的特點在於變化，流到哪兒，它就形成相應的變勢，故能順物而下，小可涓涓細流，大可濤濤江水。人生亦然，常有變化之理。例如：遇到一堵死牆，你不可能硬著頭皮撞上去；碰到絕壁，你也不能不顧死活硬要縱身跳下去。你需要做的隻有兩件事：怎樣避開這堵牆和繞開絕壁。當然，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善思多變，可搬梯子翻過去或鑽個洞穿過去；可架座小橋走過去或找個助跳器跨過去。一句話，善思多變是成功的保證。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一生三變成就一生
這世間的一切生物都必須適應環境，因為隻有適應了，有了相應環境下的生存本領，才有機會繁衍生息。人類亦是如此，一個人隻有正視環境、適應環境，才能擁有積極的、順意的心態，才能擁有健康的人生。曾國藩雖然在處世中勤於功名，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恪守仁義的其宗未改，但在為人做事的“形”上卻是一生三變。正是這“三變”蘊涵了人們對他的褒貶。但不管怎樣，沒有這適時的“三變”，便不會有他的更大成功和名聲。
我們生活在時間與空間共構的環境中，從生命的開始到結束，我們永遠不能從這個範圍中隔離自己。環境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影響著人的精神、心理、意念和行為，甚至連人的生死存亡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這種自然力量的影響。
人與環境是相互依托又相互矛盾的存在。在二者的關係中，人是主體，他希望從環境中不斷獲取自己的欲求，同時又希望擺脫環境的束縛；環境是客體，它有其固有特點及規律，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不過，當人的力量強大到一定程度時，又可能會使它發生變化。
所以一直以來，人與環境的相互協調狀況，以絕對分量影響著社會發展和個人生存，這會是一個亙古不變的話題。當然，每個人對於環境的協調都有著自己的方式，但歸結起來不外乎兩類：其一，通過變換環境使自己感到適應；其二，通過改變自己來適應環境。不過對於多數人而言，選擇後者顯然要比選擇前者容易得多，因為，人還是更容易把握自身。
有記載說：曾國藩“一生凡三變。書字初學柳公權，中年學黃山穀，晚年學李北海，而參以劉石，故挺健之中，愈饒嫵媚”。這是說習字的三變。“其學問初為翰林詞賦，既與唐鏡海太常遊，究心儒先語錄，後又為六書之學，博覽乾嘉訓詁諸書，而不以宋人注經為然。任京官時，以程朱為依歸，至出而辦理團練軍務，又變而為申韓。嚐自稱欲著《內經》，言其剛也。”這是說學問上的三變。
綜觀曾國藩一生的思想傾向，他是以儒家為本，雜以百家為用。上述各家思想，幾乎在他每個時期都有體現。但是，隨著形勢、處境和地位的變化，各家學說在他思想中體現的強弱程度又有所不同，這正反映了曾國藩善於運用各家學說的“權變”之術。
曾國藩的同鄉好友歐陽兆熊曾經認為，曾國藩的思想一生有三變。早年在京城時信奉儒家，治理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時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後則轉向了老莊的道家。這個說法大體上勾畫出了曾國藩一生三個時期的重要思想特點。
曾國藩紮實的儒學功底，是在做京官這個時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學這塊敲門磚敲開了做官的大門之後，並沒有把它丟在一邊，而是對它進行了深入研討。在新的環境裏，他得到了唐鑒、倭仁等理學大師的指撥，登堂入室，其理學素養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他不僅對理學論證綱常名教和封建統治秩序的一整套倫理哲學，如性、命、理、誠、格物致知等概念，有了深入的認識和理解，而且還進行了理學所重視的身心修養的係統訓練。這種身心修養在儒家是一種“內聖”的功夫，通過這種克己的“內聖”功夫，最終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他還發揮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張經世致用。唐鑒曾對他說，經濟，即經世致用包括在義理之中，曾國藩完全讚成，並大大地加以發揮。他非常重視對現實問題的考察，重視研究解決的辦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曾國藩對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深入研求，是他這個時期的重要思想特點，而對於這一套理論、方法的運用，則貫穿於他一生。
從太平天國起，曾國藩臨危受命，組織湘軍鎮壓農民起義。在這個時期，尤為鮮明地表現出他對法家嚴刑峻法思想主張的推崇。他提出要“純用重典”，認為非采取火烈般的手段不能為治。而且，他還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殘忍嚴酷之名，也在所不辭。他確實也是這樣做的，他設立審案局，對所捕農民嚴刑拷打，任意殺戮。他還規定，不完糧者，一經抓獲，就地正法。在他看來，儒家的“中庸”之道，在這個時候行不通了。
曾國藩的老莊思想，始終都有表露。他常表示，於名利之處，須存退讓之心。自太平天國敗局已定，即將大功告成之時，這種思想愈發強烈，一種兔死狗烹的危機感時常縈繞在心頭。他寫信給弟弟說，自古以來，權高名重之人沒有幾個能有善終，要將權位推讓幾成，才能保持晚節，天京攻陷之後，曾國藩便立即遣散湘軍，並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消除清政府的疑忌。
三個時期不同的思想傾向，說明曾國藩善於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從諸子百家中汲取養分。容閎說，曾國藩是“舊教育中之特產之物”。無疑地，在曾國藩身上，熔鑄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基因，正是這些基因，使曾國藩成了封建社會的“三不朽”人物和最後一個精神偶像。
關於曾國藩處世態度由酷峻變柔順有一個重要的過程。這個過程即發生在1858年。曾國藩初出治軍，嚴刑峻法，手段非常殘暴，可以從他殺李金陽事件看出其殘酷無情，且與疆帥多相忤。然自1858年再起，則大變矣。這一變化過程有記載說：……先時文正（曾國藩）與胡文忠（胡林翼）書，言恪靖（駱秉璋）遇事掣肘，哆口謾罵，有勸效王小二過年永不說話之語。至八年奪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屬恪靖為書纂聯以見意，交歡如初，不念舊惡。此次出山後，以柔道行之，以致成功，毫無沾沾自喜之色。嚐戲謂予曰：“他日有為吾做墓誌者，銘文吾已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故予挽聯中有“將汗馬勳名，問牛相業，都看作秕糠塵垢”數語，自謂道得此老心事出。蓋文正嚐言以禹墨為體，以莊老為用，可知其所趨向也。曾國藩如何變得“柔順”呢？有人認為羅汝懷之勸勉最有影響。當曾氏丁父憂請假在家時，汝懷寄以書，諄諄以尚平實勿爭權相勸。其書略雲：獨識閣下為奇士，所見四方之士無出其右者，何者？天下為平實堅術之人可以幹事，軍務尤然。閣下無大僚尊貴之習，行履部伍，親操細事。庶幾大禹之櫛風沐雨，手胼足胝，故能船堅炮利，壁壘堅固。即糞廁亦有方隔，所謂道去屎溺，此非高談渺論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見也，乃複溫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賢之雅，循周谘之節，日冀奇士之來於前，然而戰勝，城弗克，餉弗給，奇士無如何也。閣下本奇，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無奇策，況在今日糈餉之匱。然生財之道，未嚐無良法，尤貴有美意。鄙諺曰：“官出於民，而民出於土地。”其折撥捐抽之法，要在使民無怨，且使官無怨，財源無窒塞之患。使民無怨，閣下所知而以為美談者也；使官無怨，則閣下所不知而以為口說者也。惟其然也，故折漕自我，撥漕自我，捐資抽稅皆欲自我，而不複有人之見存焉。雖軍務者閣下之專司，而民者疆吏之職守，各持其是，易地皆然。閣下軍政必自己操，大權未嚐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則聖人之設官分職，官事無攝者非乎？羅汝懷之書，把曾國藩苛求及壟斷權力之病，一泄無遺。曾國藩能虛懷而接受之，1858年以後其之立身行事亦深受其影響。如果將1854年因與王錱不愜而不救其敗事，與1864年與左宗棠絕交後仍能助其成大功於西北二事相比，即可見曾國藩之待人接物，前後判若兩人。
世謂曾國藩以禹墨為體，老莊為用，實則曾國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為體，申韓為用。1858年以後，始改而趨巽順。如果將曾國藩的一生處世也按三個階段來劃分，亦各有其特點：第一階段，為銳意進取奮發向上的時期；第二階段，為擘畫經營，功德圓滿之時；第三階段，為自主自抑，持盈保泰，不在勝人處求強的平和時期。民國的何貽說：就曾公之三個時期而言，則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氣象蓬勃。無論情感意誌，學問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則如白日麗天，盛極一時，無論道德學問，事業文章，均已漸臻成熟，蔑以複加。洎乎晚年，宛若斜陽晚照，好景無多，雖德量愈醇，令人仰慕，誌氣事功，亦少替矣。可見曾國藩的處世，不僅是一生三變，甚可說是一生多變。
一條路走到底，是不明智之舉。成功者都有一個特長：隨機應變，巧中取勝。曾國藩一生經過三次大調整，不停地變化以適應形勢，終於鑄就了千古聲名。
人的一生中麵臨的環境不同，有好有壞，有高有低，但環境的好壞高低隻能表示命運的起點，而不是整個過程。同是一個人，在一個偏僻的不開放的地方，可能被認為行為怪異而受指責，而到了一個開放的、具有先進的領導潮流的地方，則可能會如魚得水，成為出類拔萃的人。
所以，想要自己活得更好，那麼當環境惡劣時，我們要麼設法來應付環境，要麼設法來改變自己，從而使自己與環境相適應。
能夠接受環境的影響這是人生的第一課，它會影響我們的一生。伊索寓言中講到了一個大樹與蘆葦的故事，其中蘆葦回答大樹的那段話頗是耐人尋味，“我知道自己弱小無力，便會低下頭為風讓路，避免衝擊；而你仗著強壯拚命抵抗，結果被狂風刮斷。”千年前的智慧，時至今日依然令人受用，給人以啟發：當你無能改變環境時，就請低下高傲的頭顱，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
有的人像蘆葦，盡管微小，但有智慧，知道在什麼樣的環境下做出相應的改變，所以他們的生活經營得不錯；有些人非要讓自己做大樹，根本不曉得審時度勢、避強就弱，一味固執頑守、死撐硬抗，結果使盡全身力氣也不得改變環境，反而折斷了自己的腰身。
後者顯然太過強調自我，因此做不到向環境適度妥協，不肯適度、適時地改變自己，所以他們的人生之路往往充滿坎坷，甚至為此鬱鬱而終。事實上，改變自己無非就是一種變通，是個人對於心態、思維以及行為做出的、適應環境的有利調整，其目的就是為了讓自己的目標如願以償。
這個世界不會為你而改變，環境也不會自動自發地來適應我們。如果想要人生之路少一些坎坷、多一些順暢，我們就有必要像曾國藩一樣，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從而將成功的果實收入囊中。
對於那些具有強烈上進欲望並願為此付出艱苦努力的人來說，許多艱苦的環境、失敗的環境甚至絕境也許更有助於他們的成長與成功；而對那些缺乏鬥誌不肯吃苦的人來說，逆境依然是一種災難。遭遇失敗時，怯懦的人往往失去自信，從此一蹶不振，而適應能力強、不屈不撓的人仍充滿信心。如果你能以積極的態度去應對環境，就可以讓自己很快適應環境，融入環境，就可使人生從此以後充滿樂趣，從而蛻變、建立全新的人生觀，使你的生活充滿希望。
墨守成規不是執著，做人做事靈活變通
人生之路，不是一條，而是多條。同樣，為求生存，也應該有多方麵選擇的可能，防止把自己引入偏端。當然，具體能否如此，與一個人的性格有關係。曾國藩帶兵打仗，苦讀古書，似乎不善求多變之路，實則不然，他能從大局看問題，靈活地對待眼前事，不是死板教條地固守一法，自然顯得變化多端。作為一個馳騁疆場、又深習古籍的人，能有如此之頭腦，實屬不易。
有的人追求飛蛾撲火的壯烈，以為那是一種執著的美。撲火的一瞬間，飛蛾毅然決然，但終究還是化為灰燼。生活中有很多難題，唯有變通才是最好的解決之道。
現代社會是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你永遠不知道下一秒鍾會發生什麼變化，所以要想成功就必須具有臨危不亂的頭腦和以靜製動的思想，不能隨波逐流，飄搖不定。同時，還必須具備隨機應變的能力和靈活作戰的方式，隻有這樣才能不被時代所淘汰。
人的一生少不了一種叫做執著的精神，或者說是一種信念，但是，現實生活和世界的紛繁複雜和多變讓我們意識到：其實機智靈活的變通往往比執著更能獲得“完美”。
適時的變通往往需要一種靈活而又迅速的轉變來掙脫規則的束縛，若一味地鑽牛角尖，結果隻能是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這就要求人們要真正地開闊思維，尋找多種渠道來解決問題。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皮魯克斯曾說：“性格保守的人，隻是相信以前的陳規，不善於開拓新局麵，所以總是重複過去。”進一步講，保守的性格於成大事無利，因為做事不可墨守成規，因為條條道路通羅馬。
打破常規是成大事者必備的性格之一。沒有這一點，一方麵會阻礙你的成功，另一方麵，你隻能是一個可憐蟲！
談到模仿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很多人習慣模仿，不敢創新，或者說不願意創新，是因為他們頭腦中關於得失、是非、安全、冒險等價值判斷的標準已經固定，這使他們常常不能換一麵想問題。
舉一個例子，假如一個人有100%的機會贏80塊錢，而另外一種可能是有85%的機會贏100塊錢，但是有15%的機會什麼都不贏。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選擇最保險安穩的方式——選擇80塊錢而不願冒一點險去贏那100塊錢。可如果換一麵來設定這個問題，一個人有100%的機會輸掉80塊錢，另外一個可能性是有85%的機會輸掉100塊錢，但是也有15%的機會什麼都不輸。這個時候，人們都會選擇後者，賭一下，說不定什麼都不輸。
這個例子使我們明白，平時我們之所以不能創新，或不敢創新，常常是因為我們從慣性思維出發，以致顧慮重重，畏手畏腳。一旦我們把同一問題換一麵來考慮，就會發現很多新的機會、新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