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許多最有創意的解決方法都是來自於換一麵想問題，在對待同一件事時，從相反的方麵來解決問題，甚至於最尖端的科學發明也是如此。所以愛因斯坦說：“把一個舊的問題從新的角度來看是需要創意的想象力，這成就了科學上真正的進步。”
怎樣克服模仿的習性呢？這裏我們想提出“換麵”的問題。
一些專家在研究汽車的安全係統如何保護乘客在撞車時不受到傷害，最終也是得益於換一麵解決問題。他們想要解決的問題是，在汽車發生碰撞時，如何防止乘客在汽車內因移動而撞傷——這種傷害常常是致命的。在種種嚐試均告失敗後，他們想到了一個有創意的解決方法，就是不再去想如何使乘客綁在車上不動，而是去想如何設計車子的內部，使人在車禍發生時，最大程度地減少傷害。結果，他們不僅成功地解決了問題，而且開啟了汽車設計的新時尚。
在現實的生活中，當人們解決問題時，時常會遇到瓶頸，這是由於人們隻停留在同一角度造成的，如果能換一換視角，也就是我們一直在說的換一麵考慮問題，情況就會改觀，創意就會變得有彈性。記住，任何事情隻要能轉換視角，就會有新意產生。
曾國藩力戒模仿他人路子治軍，時常求變於以理學，獨創一體，變化兵製。關於戰爭，曾國藩在治軍方麵有幾點非常卓越：（一）他不是戰陣之才，卻是治兵之才；（二）他不是成功的前線指揮官，卻是英明的戰略家；（三）他製定的基本戰術方針有效。
鹹豐二年（1852年）6月，曾國藩被派充江西鄉試正考官。7月25日行至安徽太和縣境，接母親病故訃聞，立即改服奔喪回籍。8月抵家。這時太平軍正圍攻長沙。10月，太平軍因長沙無法攻克，解圍北上，連克嶽州、漢陽，遂成燎原之勢。11月，清廷下諭湖南巡撫，著傳旨曾國藩，“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事務”。12月，曾國藩奉旨到長沙創練湘軍。
當時的正規軍綠營兵不能作戰，這是盡人皆知的。因此，他下決心破除舊軍隊陋習，改弦更張，要創建一支諸將一心，萬眾一氣的新型軍隊。在鹹豐二年降旨命曾國藩辦團練時，各省先後都辦團練，唯獨湖南一省最為成功，這不能不說是曾國藩的個人意誌和方法起了很大的作用。
曾國藩練兵，從鹹豐二年（1852年）12月起，至鹹豐四年（1854年）正月止，曆時一年餘。他創建的湘軍，特別與眾不同。
首先，湘軍是書生和農夫的結合體。它的將，大多是書生。書生能帶兵打仗，不由人不懷疑。但書生長期受孔孟思想熏陶，存廉恥，重氣節，能誓死衛道，這是曾國藩選書生為將的著眼點。他選將的條件是：一是才能治民，二是不怕死，三是不計較個人名利，四是能耐受辛苦。而這四點又歸結於要有忠義血性，否則，“終不可恃”。湘軍的兵卒都是農夫，其募兵製度規定，必須是樸實而有土氣的農夫，油頭滑腦，有市井氣、衙門氣的人，概不收用。農夫吃苦耐勞，湘軍挖長壕、紮硬寨，不準穿有色衣服，隻準著草鞋，種種規定，農夫都容易做到。同時，農夫樸實，沒有受過革命精神感召的農夫，容易接受封建思想的灌輸，這是曾國藩招農夫入伍的著眼點。就是這些不知戰事的書生，帶領粗經訓練的農夫，戰勝了強大的太平天國。這在當時和後來都被人們看成是一個奇跡。
其次，湘軍特別重視精神訓練。曾國藩自稱“訓練之上，非戰陣之才”。而他的訓練，主要是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軍紀教育。稱之為“訓家規”。宣稱“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每逢三、八操演日，他必親自下校場，“反複開說至千百語”，“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雲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用以激發士兵“天良”。湘軍兵營幾乎成了一個大學校，以“四書”《孝經》為課本，“常教士卒作字讀書，書聲琅琅，如家塾然。又時以義理反複訓喻，若慈父之訓其愛子，聽者潸然淚下”。
有這樣的思想教育做鋪墊，就容易形成一種“死長尊上”、“明等辨威”的風氣，所以，人們認為湘軍是一支儒教色彩很濃的軍隊，是一支有思想、有主張的軍隊。這樣的軍隊，再加上升官發財的激勵，自然就勝多敗少，一往無前了。
在衡州練勇期間，形勢劇烈發展。太平天國已定都天京，號稱百萬餘眾。江忠源戰死廬州，武昌危在旦夕，清廷天天催促曾國藩發兵，曾國藩因水師未練成一再拖延。事後證明，此時練成的水師在鎮壓太平軍的戰爭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鹹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國藩率水陸軍20000人從衡州出發。剛到長沙，太平軍席卷而來，湘軍先敗於寧鄉，再敗於嶽州，靖港一仗，曾國藩親率的水陸主力軍全軍覆沒。幸而塔齊布等在湘潭大捷，挽回了瀕臨絕境的戰局。湘軍添炮造船，重整旗鼓，7月攻下嶽州，8月23日一舉拿下武昌、漢陽。這時離衡州出師不到一年時間，湖南、湖北歸於平靜。
曾國藩意氣飛揚，浮江而東，10月13日奪取田家鎮，燒太平軍戰船4000隻，11月15日抵九江城下。當時鎮守九江的是太平軍名將林啟容，率部增援的是叱吒風雲的石達開，兩次襲擊，把湘軍水師截為兩段，連曾國藩的座船也被俘獲了。不久，太平軍奪回武昌，塔齊布在軍中病死，羅澤南在回援武昌時陣亡，湘軍陷入低穀。
在江西相持的3年，是曾國藩最困難的時期。他稱為“赧顏走江西”，“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帆之上駛，則繞屋彷徨”。再加上與地方督撫相抵牾，他感到無法存身，鹹豐七年回鄉奔喪，在家守孝1年零4個月。
鹹豐八年（1858年）五月，石達開入浙江，東南震動。曾國藩再度出山。鹹豐十年（1860年）閏三月，江南大營被摧垮，清廷開始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統轄江南軍務。曾國藩命曾國荃圍攻安慶，自己督師祁門。八月，以地道填炸藥轟垮安慶城，取得關鍵性勝利。於是，曾國藩定下三路進兵策略，經過3年苦戰，於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攻陷天京，太平天國覆滅。曾國藩受封一等侯爵，時年54歲。
曾國藩為什麼能戰勝太平天國，這是個令人深思的問題。論兵員，太平軍始終比湘軍數量多，天京之圍，僅李秀成、李世賢的援軍就達十多萬人（號稱60萬），而天京城下的湘軍水陸軍僅三萬餘人。以後圍城湘軍陸續增至五萬，而太平軍城破被殺的就達十萬餘眾。論裝備，李秀成有洋槍二萬餘杆，其“開花棚炮，橫飛入營”，令人心驚膽戰，以致曾國藩在戰後多次感歎，“製勝之道，在人不在器”。論戰爭的指揮者，太平軍前期的楊秀清、石達開，後期的陳玉成、李秀成，均不是等閑之輩。
那麼湘軍製勝的原因在哪裏？
從戰爭的動員來看，曾國藩以保衛名教作號召，動員士大夫階層和“鄉野老實之人”參軍作戰。湘軍的書生將領都篤信程朱理學，有頑固的封建主義世界觀，而出身農民的士兵與封建禮教並不矛盾，於是，他們在“誓死衛道”的口號下很容易結成一體。洪秀全用來動員群眾的，是從西方傳教士那裏道聽途說來的天主教義，在中國本來就沒有根基，特別是後來發生天父的代言人楊秀清竟然被殺的事件，人們的宗教熱情頓然冷淡下來，諸王離心離德，群眾像一盤散沙，這仗就打不下去了。
從戰爭的指揮來看，曾國藩本來是文人，並不懂打仗，王運闓的《湘軍誌》也說他“以懼教士，以懼行軍，用將則勝，自將則敗”。湘軍的幾次大敗仗，如靖港之敗、九江湖口之敗、祁門之圍，都是曾國藩直接指揮的。然而，關於戰爭，曾國藩有幾點則非常卓越。
（一）他不是戰陣之才，卻是治兵之才，前麵已述對官兵進行思想教育，把軍營辦成大學校，是古今罕見之例。此外，湘軍的束伍練技、幕府製度、後勤供應等等，都是無懈可擊的。
（二）他不是成功的前線指揮官，卻是英明的戰略家。如，湘軍總的戰略路線，先奪武昌，以兩湖為“立腳之根本”，利用水師優勢，建瓴而下，依次奪田家鎮、九江，強攻安慶，直搗金陵。這在當時可說是唯一正確的路線。再如，對天京的三路進兵計劃，曾國荃率主力順江直下；左宗棠巡撫於浙江，牽製李世賢；李鴻章去上海，迎戰李秀成；左、李同時對天京形成大範圍包圍。這種一路主攻，兩路策應的戰略，無疑也是正確的。
（三）他製定的基本戰術方針有效。如，結硬寨、打呆戰，挖長壕困敵，圍城打援，以靜製動，反客為主，等等。
《孫子兵法》中說：“軍急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這段話的意思是說，軍事戰爭中最難處理的是把迂回的彎路當成直路，把災禍變成對自己有利的形勢。也就是說，在與敵的爭戰中迂回繞路前進，往往可以在比敵方出發晚的情況下，先於敵方到達目的地。其實做人做事，亦應借鑒於此。
然而，生活中不乏這樣一些人，他們慣於在一條路上不斷地行走，當無路可走時，便茫然不知所措，開始怨天尤人起來。其實，這不是因為路太短、太窄了，而是因為他們的目光太短淺、太狹隘，最後堵死他們的不是路，而是他們自己。難道他們就不知道，路旁也是有路可走的？
是的，在人生的征程中，大多數的人們都願走直路，沐浴著和煦的微風，踏著輕快的步伐，踩著平坦的路麵，這無疑是一種享受。相反，沒有人樂意去走彎路，因為在一般人眼裏，彎路曲折艱險而又浪費時間。然而，人生的征程中卻總是彎路居多，山路彎彎，水路彎彎，人生之路亦彎彎，隻會走直路的人，恐怕一遇上彎路就傻眼了。因此，若想獲得成功，每一個人都要學會就勢擇路、曲線致贏。
就勢擇路，迂回前進，適用於生活中的許多領域。當你思路堵塞之時，不妨另尋他法，換個角度去思考，換種方法去做，也許你就會茅塞頓開，豁然開朗，有種“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凡事不妨換個角度和思路多想想。世上沒有絕對的直路，也沒有絕對的彎路。關鍵是看你怎麼走，怎麼把彎路走成直路。有了繞道而行的技巧和本領，才能在每一次人生出擊中避開非贏即敗的“老規矩”，從而順利打通另一條成功的途徑。
學會就勢擇路，撥開層層雲霧，便可見明媚陽光。也許你曾經奮鬥過，也許你曾經追求過，但你認定的路上卻紅燈頻頻亮起。你焦急、你無奈、你恨天、你怨地，但為什麼就不能就勢擇路呢？
在人生的每一個關鍵時刻，審慎地運用智慧，做最正確的判斷，選擇正確的方向，同時別忘了及時檢視選擇的角度，適時調整。放掉無謂的固執，冷靜地用開放的心胸做正確抉擇。每次正確無誤的抉擇將指引你走在通往成功的坦途上。
就勢擇路，不是沒有原則，而是在審時度勢。就勢擇路，不僅是一種進擊之道，更是一種豁達和樂觀的生活態度。大路車多走小路，小路人多爬山坡，以豁達的心態麵對生活，敢於和善於走自己的路，這樣在人生的戰場上，你將永遠是一個出色的士兵，一個能夠每次都擁抱勝利的成功者。
昔日經驗未必可信，不可泥於往事成敗
“車軲轆往前轉，人要往前看！”觀念給我們在思考問題時帶來傾向性，解決一般問題的時候可以起到“駕輕就熟”的積極作用，但是很多時候它也是一種障礙、一種束縛。其實，今日之成功，並不意味著明日也是這樣；今日之失敗，並不意味著明日也是這樣。曾國藩不拘泥於一時之成敗，曆經各種磨難，終成大事，因為他不甘於不獲取成功，其性格鑄定他最後結果總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對以往經驗或失敗經曆的固步自封，常常會令人鑽入死胡同，由此不得脫身。很多人一直沒有長進，往往就是因為受到了昔日成敗經曆的影響，固執地按照舊經驗做事，即使這條路是錯誤的，仍然死不回頭，其結果可想而知。
可見，做人不能隻挑自己熟悉的路走，如果一直沿著老路走，你就體驗不到新的風景。如果這條路被改道了，你就會覺得無路可走。做大事之人，不能拘泥於以往的成敗，沒有被完全堵死的路，隻有被堵死的人。
曾國藩在審視以往的中國曆史時，尤其是重大曆史關頭時，發現往往是成功與失敗並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敗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處大事、決大疑，不可拘泥於往事之成敗的重要論斷。他舉了三個典型的事例。
第一件事是漢景帝時諸侯王勢力極大，大臣晁錯建議“削藩”，即削弱地方藩國的權力，景帝采納了這一建議，但很快激起吳、楚等七個諸侯王國的叛亂，他們以誅晁錯為名起兵造反，景帝派太尉周亞夫平叛。這時，當過吳王丞相的袁盎向景帝建議說：隻要殺了晁錯，叛軍就會罷兵。景帝因事出倉猝，就采納了這一建議，晁錯因此被殺。但叛軍並沒有罷兵，繼續進攻，景帝知道自己上了當，連忙加強軍事部署，最終將叛亂平定了。
第二件事是明初。朱元璋死後，由他的長孫朱允火文即帝位。他采納大臣齊泰、黃子澄的建議，實行“削藩”。但燕王朱棣以誅“奸臣”齊、黃為名，起兵反抗。這時也有人向建文帝建議，誅殺齊、黃，換取燕王罷兵。建文帝沒有采納。戰爭打了4年，燕王攻占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終。齊泰等人受到族誅。這是未采納建議而敗的例子。
第三件事發生在清朝。康熙時吳三桂等坐鎮西南等地，大臣米思翰建議康熙帝撤藩。大學士明珠也讚成，但另一位大學士索額圖反對。康熙帝認為“撤亦反，不撤也反”，因此決定撤藩。吳三桂等果然起兵叛亂。最盛時已占領了江南大部分省份。這時索額圖建議殺掉提出和讚成撤藩的人，康熙帝不以為然。經過8年的戰爭，最終平定了三藩之亂。
曾國藩認為：“此三案者最相類，或誅或宥，或成或敗，參差不一。士大夫處大事，決大疑，但當熟思是非，不可泥於往事之成敗，以遷就一時之利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