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戊戌年會考得中，總裁即為穆彰阿，於是二人便有了師生之誼，曾國藩抓此機遇遂經常與之往來。由於他勤奮好學，頗有幾分才幹，對穆彰阿經常以求學的身份向其請教，實際是以此接近穆彰阿。因此，他也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賞識，處處得到穆彰阿的關照。1843年曾國藩參加大考翰詹，穆彰阿為總考官。交卷之後，穆彰阿便向曾國藩索要應試詩賦。曾國藩隨即回住處將詩賦謄清，親自送往穆府。這一次拜訪似乎成為曾國藩迅速升遷的契機。在此之前，曾國藩的品位一直滯留未動。從此之後，則幾乎是年年升遷，歲歲加銜，5年之內由從七品躍為二品。前後的變化十分明顯。
徐珂在《清稗類鈔》中，對曾國藩官運的轉機做過生動的描述：一天，曾國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見的諭旨，遂連夜到穆彰阿家暫歇。第二天被帶到皇宮某處，環顧四周，發現並非平日等候召見的地方，無奈白白地等了半天，隻好又回到穆府，準備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問曾國藩說：“汝見壁間（白天被帶去的地方）所懸字幅否？”曾國藩答不上來，穆悵然曰：“機緣可惜。”躊躇久之，召來自己的仆從對他說：“你立即取銀四百兩交給某內監，囑他將某處壁間字幅秉燭代錄，此金為酬也。”當天夜裏，仆從將太監抄錄的壁間字幅交給穆彰阿。穆彰阿令曾國藩熟記於心。次日入覲，則皇帝所問皆壁間所懸曆朝聖訓。因為奏對稱旨，曾國藩大受賞識，道光帝還諭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誠然。”從此，曾國藩便“駸駸向用矣”。
縱觀曾國藩在京仕途迅速升遷之過程，一是靠自己平時的努力和積累，二是靠機遇。當然沒有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及援引之功，無論他多勤奮上進，聰明能幹，要在10年之內，連躍十級，那也隻是天方夜譚。但是如果沒有平時的努力與素養，又怎麼能得到穆彰阿的賞識；即使有穆彰阿的賞識，沒有曾國藩自己的主動策應，又怎麼能使穆彰阿一再舉薦。正如所雲：“機會隻屬於那些學有素養、有所準備的人。”因此曾國藩在看重善與人交際的同時，更特別注重平時的自強不息。他說：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恒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練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強能立功夫。奏疏公牘，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詞。此皆圓融能達之功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常不能免，亦皆隨時強製而克去之。其目的就是求得養之有素，抓住機會，實現理想。曾國藩的“結網術”，可謂高明！
生活中，很多人自命清高，喜歡一個人獨來獨往；有些人狹隘冷漠，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凡此種種，是很難有所建樹的。是的，成功並不是全仗人脈，它與人的努力、能力、潛力都不可分割，但倘若能夠得到有能力的朋友從旁相助，就會少走很多彎路。這又何樂而不為？
大體上說，結交一些有能力的人，能夠為我們帶來以下好處。
一、接近有能力的人，能夠使我們的能力得到提升。所謂有能力的人，即在事業上或某一領域有所建樹的成功者。接近他們，我們可以領悟對方先進的思想、經驗以及為人處世的技巧，同時亦可刺激我們趕超對方的欲望，使自己不斷地得到提升。
二、接近有能力的人，能夠拓寬我們的人際關係網。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有能力的人身邊必然會有一些能力不俗的朋友，通過他們的牽線，我們便可以認識更多的貴人，從而使我們的人脈更加寬廣。
三、有能力的人可以做我們的後盾。他們能夠為我們提供機會、物質上的幫助，借助他們的力量，我們可以縮短成功的時間，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在現實中，我們步入社會，尤其是進入職場以後，文憑的效用將逐漸變得模糊。大家的起步點大致相同，能力又不相上下，除非你特別出眾，否則很難處於領先的位置。若想盡快拔得頭籌，我們必須借助外界力量，為自己尋找能夠有所幫助的人，這或許是你成功的最快路線。
巧用外力引東風起，借人之勢成己之事
“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乘勢而起，說的就是借人之力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想要完全憑借一己之力取得成功，難度不是一般的大。所以，成功人士都非常注重尋找外力支持、發揮外力作用。曾國藩亦是如此，他善於借人之威，成己之事。
在現實生活中，“借人之勢”一計普遍運用，其意是借助朋友之力戰勝對方，以保存自己的實力。如借“名人效應”及借助各式各樣的機會來使自己有所作為。
“萬事俱備，隻欠東風”。在處事做人過程中，看準機會，抓住時機，借助於現有條件或現成的機會以達到目的的做法，就是“巧借東風”的妙用。
“巧借東風”與“借梯登高”有相同之處，都是借助於外部條件獲得成功，但二者又不盡相同。“借梯登高”強調的是借助他人之力而達到目的，重要的是自己創造機會；而“巧借東風”強調的是借助於外物，如自然條件、金錢等物質條件，利用現成的機會以達到目的。
巧借勢力，能夠節省自己的體力、智力、財力，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這就是曾國藩常采用的方法：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清朝皇帝對漢人始終懷有戒心，胡林翼作為湘軍主要領導者出任湖北巡撫後，清廷就命滿人官文為湖廣總督對其實行監視。官文、胡林翼兩個家世、經曆、才略、人品大有不同；又在非常時期，分為督撫，同在一城，同辦一事，且所辦之事，多非平時之例行公事，或無章可循，或有章不能循。這樣，雙方勢必發生矛盾衝突，甚至決裂。這在平時，大多是官僚們個人之間的恩怨，但在當時，卻意味著湘軍集團是否接受監督，清廷控製使用湘軍的方針能否貫徹的問題。如果兩人不和，湖北將全部落入官文手中，湖南也將受到官文的控製。這樣不僅兩湖難以成為湘軍集團地盤和戰略後方，湘軍的進一步發展壯大，也將成為一句空話；而且湘軍現有力量也會受到損害，進而危及兩湖的安全。
在此十分關鍵的情況下，曾國藩致信胡林翼，讓他給官文“麵子”，如不是事關緊要，一定順從，借其威重之名，方能行己之誌。在上壓下勸的情況下，胡林翼終於懂得官文的地位不能動搖，唯一的辦法是與官文搞好關係，於是就改變作風，針對官文特點，大施權術，力求既尊重官文欽差大臣和總督的雙重權勢，又不束縛自己的手腳，其做法有以下三點。
首先，竭力與官文建立個人之間的親密關係。這方麵清人記載甚多。胡囑其母認官文寵妾為義女，使兩家內眷親密往來；自己也不時拜謁官母；與官文平時私函，略去官場禮儀，直呼之為“老兄”、“中堂老兄”。有的記載還說胡與官結拜為兄弟。其次，在公事上，則“專從裏子切實講求，而不占人麵子”。即抓實權，堅持按己意埋頭處理軍政事務，而每遇可得美名、邀封賞，如“收城克敵”等事，則推首功於官文。在奏折信劄中極力稱譽官文“寬仁博大”，“仁厚公忠”，“能開誠心，布公道者，唯中堂一人”。再次，對官文貪汙不僅視而不問，還每月以鹽厘3000金，劃作督署公費。此錢實則進入官之私囊。
從1857年春至1861年胡林翼病死，其間二人雖有矛盾，但胡林翼對官文使用外圓內方的方針還是堅持了下來。官文對此自然心中有數，做了積極的響應。據說胡林翼母親來武昌，官文親自帶領文武官員去河岸迎接。其實，在胡轉變以前，官對胡和左宗棠某些冒犯行動，則以含忍態度處之。如官文派人至湖南勸捐，結果被拒絕，且谘文很不客氣。官文置之不較，自稱“彼時若鬥筆墨，或竟奏請聖訓，徒失和衷共濟之雅”，甚至表示不為此而怪罪駱秉璋、左宗棠，“不惟不咎秉筆者，即主政者亦並不怪”，儼然是一副“廓然大公，所見者大”的樣子。對胡林翼更是慎之又慎，反複權衡。正如官文對幕僚所說“我輩之才皆不及彼”，“我無彼不能禦敵”。這說明他深知胡林翼地位一動搖，就無人指揮湘軍克敵製勝，他的種種地位和榮譽也就會落空，甚至身家性命也成問題。因之，他一直拒絕奏參胡林翼。現在胡林翼對他頓改舊態，他又有功可居，有譽可邀，有銀可使，就一心依靠胡。正如薛福成所記，官文樂得“畫諾仰成而已，未嚐有異議”。這樣胡林翼就大體上如曾國藩所說“乃獨得少行其誌”，“事無大小，推賢讓能，多由撫署主政”。這種情況就像左宗棠在湖南那樣，為當時“遐邇共知”的秘密。
但是，官文並不是胡林翼的傀儡，正如曾國藩所說，官文“城府甚深，當胡文忠在時，麵子上極推讓，然占其地步處必力爭，彼此不過敷衍而已，非誠交也”。
太過死板，一是一、二是二的人，在生活中往往吃不開。很多時候，固守著一套模式處世，就會使人身陷桎梏。人生中事情都是多選題，正確的答案不止一個，應該學會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那一個，其實很多人的人生路越走越窄，恰恰就是因為不懂變通。
生活中有很多人和事，會讓我們料想不到、猝不及防，由此打亂我們的原有計劃。這時，你就需要靈活處理、隨機應變，才能力求圓滿。反之，若是全憑自己的喜好、按老套路出牌，那麼你的牌路就會被對手摸透、被封死。
其實，很多看似十分難纏的事情，隻要你肯開動腦筋，像曾國藩一樣為自己尋找一個借力的存在，事情就會變得大不一樣。
而運用這一策略的訣竅就在於以下兩點。
一、機不可失，即首先要抓住機會。機會是難得的，故此才有切勿坐失良機的勸世良言。像赤壁之戰中的曹軍，就是由於沒抓住機會，便再沒有勝利的希望了。要想不失去機會，就應當在機會失去之前，仔細觀察分析，隨時做好準備。
二、巧借東風，即知曉機會，隨時巧妙地加以把握。一直想當元帥的拿破侖，發現借助約瑟芬的力量可以爭得遠征埃及的機會，他便緊緊地把握住了這一時機，此舉為他日後建功立業乃至為法蘭西帝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懂得借力，烏鴉同樣可以獵到羊。當有勢可借之時，我們要善於借勢用力，這可以使我們便捷地到達成功彼岸。這就是曲徑通幽的妙處。
天下間最重要的“借”是什麼？非借錢、非借物，乃借力也！成功者並不具有先天性的優渥條件，而是他們善於借用外力。須知，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外界的力量則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要想使自己變得更強大，就要多多讓其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