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無限風光在險峰，但高處確實不勝寒，因而越是身居高位的人，就越要時刻讓自己保持警醒。我們做人為官，應深知“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的道理，在如日中天之時，不要忘記在內心給自己畫上一道警戒線，提醒自己什麼可以逾越、什麼不能越雷池半步，以避免撞上南牆，悔之晚矣。
嶢嶢易折皎皎易汙，才高自斂可保周全
“靈芝與草為伍，不聞其香而益香，鳳凰偕鳥群飛，不見其高而益高。”人生於世，唯有善藏者，才能一直立於不敗之地！有道是“君子之才，玉韞珠藏。”所謂君子，必是高深修養之人，他的心地應像青天白日一樣光明，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相反，君子的才華則應像珍藏的珠寶一樣，不應該輕易炫耀讓別人知道，否則必會走向取禍之道。曾國藩身居高位，若不懂得才高自斂，取“龍蛇伸屈之道”，恐怕是很難全身而退的。
正所謂“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汙”。那些品行高潔猶勝白玉之人，往往容易受到汙損；那些性情剛直不阿之人，極易橫遭物議。對此，世人很形象地描繪道“出頭的椽子先爛”。文人墨客感懷於此，說得更是淒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人必非之。”
做人還是含蓄、低調一點好，切不要鋒芒畢露。要知道，鋒芒在彰顯個人才華的同時，很容易刺傷身邊的人，激起他們的忌妒心理，這豈不是自找苦吃？會為人者，應懂得鋒芒內斂，韜光養晦，以免成為別人的眼中刺、肉中釘。
《菜根譚》說：“在現實生活中，並沒有誰標榜自己的個性是外露還是含蓄，也不可能隨便給誰貼上標簽。相反，大多數人都在追求外露型與隱忍型兩種合一的為人規範。給人留下直爽印象的人，骨子裏可能隱藏著什麼不便明言的小秘密，而那些讓人老覺著陰險的人，則可能張口就稱自己是個直腸子。其實，這就是一種深藏不露的處世哲學。有些人為了達到出人頭地的目的，‘韜光養晦’，長線投資。這類人中不乏‘忍辱負重，臥薪嚐膽’之徒，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他們常以聖人般的言行出現在人們麵前。生活上，勤儉克己；工作上，推功攬過；處世上，左右逢源。但一旦自己的地位變了，就會變本加厲地尋求補償。”
曾國藩藏鋒的“龍蛇伸屈之道”，是一種自我保護、自我實現的生存之道。實際上藏鋒守拙與鋒芒畢露，是兩種截然相反的處世方式。鋒芒引申為人顯露在外表的才幹。有才幹本是好事，是事業成功的基礎，在恰當的場合顯露出來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帶刺的玫瑰最容易傷人，也會刺傷自己。露才一定要適時、適當。時時處處才華畢現隻會招致忌恨和打擊，導致做人及事業的失敗。
走直線雖最近，但也最難。急於求成的人最難以克服的弱點就是不分時間、地點、場合地表現自我，自高自大，不懂得龍蛇屈伸之道。為此，曾國藩始終主張不可表現欲過強。《揚雄傳》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龍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
有誌於做大事業的人，可能自認為才智很高，但切記要含而不露，該裝傻的時候一定要裝得徹底，有了這把保護傘，何愁事業不成功？
為人應力戒表現欲太強，這在曾國藩所談的處世禁忌中，第一條就已談到不喜好誇誇其談，到處表現自己。另外，曾國藩還說：人隻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現出來，以顯示與別人的不同。就像孔雀因為自己的美麗，總喜歡在眾人麵前展示一樣。爭強好勝的人這樣，追逐名譽的人更是這樣。同當士兵，就想著要高出於同列。同當小軍校，就想著要在軍校中獲取成功性格。同是將軍，就想著比別的將軍略勝一籌。同是主帥，也仍想著要比別的主帥高明。盡管才能有大小淺深的差別，但他們共同的一點是不知足、不安守本分。能打破這種世俗的風氣，就能和他談論用兵之道了。
曾國藩的處世，深諳龍蛇屈伸之道，他說：“處茲大亂未平之際，唯當藏身匿跡，不可稍露圭角於外，至要至要。”他說，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個人老是自以為是，以自己為中心，處處爭強逞能，不給別人以表現和施展的機會，那麼別人很快就會對他產生反感，將來一起合作共事的結果就可想而知了。他經常研討《周易》，他對其中的“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深有同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思想修養好的人，語言簡潔，不亂發議論；而性情浮躁的人，滔滔不絕，卻言之無物。
嫉賢妒能，幾乎是人的本性，所以有才華的人會遭受更多的不幸和磨難。
鋒芒外露，顯然不是處世之道。自恃才華，放蕩不羈，人們難免會覺得你輕浮、不靠譜，一不小心還會招致橫禍。楊修如何？其人才思敏捷，聰穎過人，才華、學識莫不出眾，單從他數次摸透曹操心思，足見其過人之處。然而，他恃才放曠、極愛顯擺，最終落得個身首異處、命殞黃泉的下場。由此可見，做人必須要事事謹慎、時時謙虛，盡量將你刺眼的光芒隱藏起來，如此才是明哲保身之道。我們每個人都想成就一番事業，可成功難免招致忌妒，當受到別人忌妒時，倘若你依舊不懂韜光養晦，那很可能就要大禍臨頭了。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可見人不知我，心裏老大不高興，這是人之常情。於是有些人便言語露鋒芒，行動也露鋒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們都是庸材，都胸無大誌，實際上隻是他們不肯在言語上、在行動上露鋒芒而已。因為他們有所顧忌，言語露鋒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為阻力，成為破壞者；行動露鋒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會成為阻力，成為破壞者。表現本領的機會，不怕沒有，隻怕把握不牢，隻怕做的成績，不能使人特別滿意。易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無此器最難，而有此器，卻不思無此時，則鋒芒對於人，隻有害處，不會有益處。額上生角，必觸傷別人，不磨平觸角，別人必將力折，角被折斷，其傷必多。鋒芒就是額上的角，既害人，也傷己！
正所謂“顯眼的花草易招摧折”，自古才子遭嫉、美人招妒的事難道還少嗎？所以，無論你有怎樣傲人的資本，你都沒有炫耀顯露的必要。如若這時你還不能及時醒悟，趕緊用低調的策略保護自己，你就是將自己置於吉凶未卜的漩渦急流當中，到時，即使你想抽身也難了。
謙謙君子泰而不驕，在勝人處不可求強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因此便有“謙謙君子”之說。“謙”是傳統美德，“假謙”自然也威力無比。其一，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易於團結人；其二，惴惴小心，如臨於穀，易於驕敵；其三，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易使敵疏於防備，偽謙假恭皆出於迷惑政敵的官場鬥爭需要，攻則出其不意，守則無懈可擊。曾國藩深知清廷猜忌漢臣，因而輕易不會與人交惡，這也是迫不得已之下的明哲保身之道。
永爭第一是絕大多數人競爭的一種性格，但成大事者不在於處處爭強，而在於適當地保存實力，在最需要的地方爭第一。
處處要爭第一名就是爭強好勝。爭強好勝的性格特點如果控製得好的話，可以幫助一個人在人生道路上永葆充足的動力。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麵性，爭強好勝也不例外，如果不能對它加以有效控製的話，它也很可能會成為影響我們正常發展的一個弱點，成為我們得罪別人的性格弱點。
1868年5月16日，曾國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學士，其後，由於籌辦“剿”撚的後路軍火有功，封予他雲騎尉世職。在一年中數遷，曾國藩可謂榮耀之極，這也表示清政府似乎對他很重視。可是，恰恰相反，他感覺到有一個陰影一直圍繞著他，就是曾國荃彈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滿人，在漢官密布的長江中下遊地區，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廣總督之職。胡林翼任湖北巡撫時，知其不可動，遂處處推美讓功，以籠絡官文，使得湘軍在諸事上均比較順利。胡林翼死後，官文與湘軍維持著表麵的和氣，但實際上已變得十分疏遠。此次，曾國荃接任湖北巡撫，與官文同居一城，驟然間雙方的關係緊張起來。
因為湖北按察使唐際盛與曾國荃的至友黃南坡仇隙很深，於是唐際盛便慫恿官文，奏請曾國荃幫辦軍務，以使其離開武昌，免於督撫同城。由此，曾國荃便與官文結怨，並伺機進行報複。
曾國荃先是奏參唐際盛，接著就彈劾官文。由於曾國荃營中無文員，奏折草擬後無人商量，恰逢曾紀澤在營中，但又不知參劾官文後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發出後，語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長，首尾不相顧。曾國藩的心腹幕僚趙烈文在日記中載道：原折沅公親筆，而剛（曾紀澤）所商定，並為繕寫，以貪庸驕蹇，欺罔徇私，寵任家丁，貽誤軍政，循例糾參裝頭，後列各款，語多不中肯，文句亦冗遝拖長，首尾不相顧。曾國荃怕曾國藩知道後，阻撓其彈劾官文，因此故意背著他。外間知道曾國荃參劾官文後，不僅湖北的士紳持反對態度，就是曾國藩的門生故吏也認為此事大為不妥。曾國藩十分擔憂，唯恐由此開罪了滿洲貴族，於以後不利。因此，曾國藩在事先和事後均表示出憂慮之情，不太讚同此舉。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書信中。他囑咐曾國荃說：“順齋排行一節，亦請暫置緩圖。”原因是：“此等事幸而獲勝，而眾人眈眈環伺，必欲尋隙一泄其忿。彼不能報複，而眾人若皆思代彼報者。”總之，“弟謀為此舉，則人指為恃武功，恃聖眷，恃門第，而巍巍招風之象見矣，請緩圖之。”隨後，曾國藩又在給曾國荃的書信中說：“順齋一案，接餘函後能否中輟？懸係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為兄弟熟商而行，不關乎會晤與否。”再過十天，曾國藩已得知奏參官文之折已發，反複叮囑曾國荃：“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一再告誡：“福益外家，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尚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曾國荃的性格是，一旦他認定了的事就非幹不可。他陳述自己為何要參劾官文的出發點是：“臣竊維端揆疆寄，乃國家之重臣，非於軍務、吏治、國計民生、地方安危，確有關係，雖至愚極戇，何敢曝其所短，輕列彈章？”進而，他在奏折中具體列舉了官文七條罪狀。事情發生後，經反複籌思，曾國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請勿深究”。可是，曾國藩此舉，卻引起了外間的紛言，一時間曾國藩“劾老九”之語，紛紛揚揚，使得曾國藩無言以對，隻有“麻木不仁處之”，以靜觀時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