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機處派出專查此案的欽差，則“字字開脫，列據各司道文武稟覆供詞，以駁原參，幾無一事稍有影響，連閱前後兩折，直如兒戲，直足令人噴飯”。甚至有人認為曾國荃指責官文“肅黨”一事不實，要求照例反坐，治曾國荃誣陷罪。
慈禧那拉氏心裏清楚，此次參劾純屬湘係與滿洲權貴之間的權力之爭，而撚軍正盛，還需要利用湘淮兩軍出力，因此，開去官文的湖廣總督職，留大學士銜，回京後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統，實際上對官文並沒有什麼損害。
但令曾國藩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此後不久，一大批湘軍官員紛紛被開缺回籍，如陝甘總督楊嶽斌、陝西巡撫劉蓉、廣東巡撫郭嵩燾、湖北巡撫曾國荃、直隸總督劉長佑。這不由得使曾國藩警醒起來，他覺得這有可能是參劾事件所引起的後果。曾國藩在給郭嵩燾的信中寫道：官相（官文）剛才有署直隸之信，不知印渠何故開缺？近日厚（楊嶽斌）、霞（劉蓉）、筠（郭嵩燾）、沅（曾國荃）次第去位，而印（劉長佑）複繼之，吾鄉極盛困難之耶，思之悚惕。這不能不使曾國藩為自己的末路憂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對自己的冷淡和疏遠。對為官不得罪宦室更有了一層深切的體驗。9月13日，曾國藩奉到上諭：“著調補直隸總督，兩江總督著馬新貽調補。”曾國藩深知，由兩江調往直隸，這並非是對自己重用，而身在直隸，上下矚目，隻恐難以任久。可及早辭謝，又難於為陳請開缺的措辭。所以，曾國藩選擇了不以勝人為勝，而是以退為進，極為聰明。
有些人信奉強者之美，認為做人就該多為自己著想，多多地表現自己，至於別人怎麼看自己根本無需在乎。須知，這種為人處世的態度是存在很大弊端的，試想，一個不顧及別人感受的人又怎能獲得別人的認可呢？
在生活中，每個人都應當學會不必處處勝人。拿破侖的家務總管康斯坦在《拿破侖私生活拾遺》第1冊73頁曾寫道，他常和約瑟芬打台球：“雖然我的技術不錯，我總是讓她贏，這樣她就非常高興。”
我們可從康斯坦的話裏得到一個教訓：讓我們的顧客、朋友、丈夫、妻子，在瑣碎的爭論上贏過我們。
爭強好勝不可能消除誤會，隻有靠技巧、協調、寬容，才能消除誤會。
正如林肯所說的那樣，“任何決心有所成就的人，絕不會在私人爭執上耗時間，爭執的後果，不是他所能承擔得起的。而後果包括發脾氣、失去自製。要在跟別人擁有相等權利的事物上，多讓步一點；而那些顯然是你對的事情，就讓得少一點。與其跟狗爭道，被它咬一口，不如讓它先走。因為，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的咬傷。”
爭強好勝雖然說是人的共同心理，但也要注意尺度與分寸。如果隻是一味熱衷於自我利益，處處都要爭強，傲慢他人，對他人不屑一顧，這樣很容易給人造成驕橫跋扈的印象。所以在與人相處時，得讓人時且讓人，這樣才能真正贏得別人的讚賞與好感。倘若總是與人針鋒相對、搶著出風頭，就會遭到別人的怨恨，使自己陷入尷尬境地。
安危相易禍福相生，居安思危有備無患
“安危相易，禍福相生”。倘若福禍的初始可以被覺察到，那麼我們就可以提前預防，並在危險沒有形成的時候就避開它，不過這是需要大智慧的。人們在危險的萌芽階段，往往渾然不知，而在危險來臨時，則束手無策，大受其害。倘若我們平日能多留點心眼，謹慎處事，小心做人，敏感地覺察到事物的變化，那就可以將災禍化於無形了。曾國藩對此顯然有所準備，他一貫主張：“盛時常為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若非如此，上場隻念上場時，盛時上場作威作福、為所欲為，他便不可能善始善終。
護身之道，因人而異，因時而別，凡是善於護身的人都知道這一點秘密，一定要把心中的秘密藏在最隱秘的地方。
漢初三傑之一的張良善謀國也善謀身。他在業成功垂之後，不僅不居功自傲，還能自謙相讓，實在難能可貴！對於張良的功成身退，史家多有褒貶，說法不一。但是作為一個謀略家，張良是非常懂得權衡利弊關係的。在國家大局已定的情況下，身體不好，年邁知退，讓位後人，現在看來不失為明智的選擇。
智者雖然獲取了成功，但是要預先給自己留有一條出路，想到自己不曾獲取成功性格的時候那種尷尬和難受，這樣才能更加珍惜自己眼前的所獲。曾國藩並不想一時榮耀，而是想一生榮耀。因此，他能憑借自己犀利的眼光，看出人生的幾條路來。這是一種無法匹敵的智慧。
曾國藩本來是一個虔信程朱理學的學者，不幸的是那個時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興名臣。從1852年奉旨興辦團練開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兩年，他一直在過問軍事。他仿照明代戚繼光創建了一支不同於綠營軍（官兵）的新型軍隊，這支軍隊紀律嚴明，戰鬥力強，為他立下了赫赫戰功；然而，正當它處於威震四海的頂峰時期，曾國藩下令解散它。他為朝廷創建了一支軍隊，卻為自己解散了這支軍隊。
曾國藩自從“特開生麵，赤地新立”拉起一支從團練改編而成的軍隊——湘軍時，便洶洶然地衝在對抗太平天國的最前列，此時他完全被維護皇權的義務感和炫耀自己的功業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後的征戰生涯中，不僅戰事棘手，屢屢受挫，而且也時常受到來自清政府內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謂身陷煉獄，備嚐艱辛，但他都竭蹶經營，“咬牙立誌”地堅持了下來。在1857年回家守製時，他深刻地反省了自己率湘軍出征以來的經驗教訓，後來在寫給弟弟的信中曾有所提及：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年，與四十歲前迥不相同。因此，當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時，則變得十分注意自我克製，特別注意調整自己和清廷之間的關係，尤其注意曆史上那些顧命大臣功高震主的問題。有鑒於此，他將周公旦視為自己的楷模，時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專橫跋扈而不得善終為戒。由此不難理解他為什麼在出任兩江總督兼節製四省軍務以後，對如此位高權重卻顯得喜不勝憂。曾國藩在日記中披露了他的真實心跡：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折，辭謝大權，不敢節製四省，恐覆蹈負乘之咎也。曾國藩時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貴常蹈危”這一殘酷的曆史教訓，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封建統治術。隻有推美讓功，才能持泰保盈。
當天京合圍之後，李鴻章、左宗棠先後攻下了蘇、杭，可50000大軍陳兵於天京城外，卻難以將天京攻下，來自於朝廷上下的各種議論紛起，這不能不引起曾國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與沈葆楨爭奪江西厘金問題上，更引起他的警覺，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識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楨而壓抑自己，使之處於極難的處境之中。曾國藩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表露了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去年三四月間，吾兄弟方萬分艱窘，戶部尤將江西厘金撥去，金陵圍師幾將決裂，共事諸公易致齟齬，稍露聲色，群譏以為恃功驕蹇。在這裏，曾國藩並非教條地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憂天，因為他已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清朝200年來權勢最大的漢人，一舉一動都將引來眾人的矚目與猜忌。他在寫給李鴻章的信中道：長江三千裏幾無一船不張鄙人之旗幟，外間疑敝處兵權過重，利權過大，蓋謂四省厘金絡繹輸送，各處兵將一呼百諾。其相疑良非無因。曾國藩十分了解其弟曾國荃的秉性：精力充沛，有謀有勇，敢作敢為，願為人先。同時又不失驕縱、蠻橫。隨其勢力逐漸擴大曾國藩愈益為他擔心，唯恐其稍有不慎，而釀出禍患。因此，在天下矚目的天京戰役上，曾國藩苦口婆心，提醒曾國荃要慎而又慎。
這些外界的流言，曾國藩早已知道。那些清軍將領，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討厭曾國藩這班書生風頭太健，常思懲之。清軍中有一位高級將領，名叫勝保，每戰必敗，每敗必保，時人稱之為“敗保”。他最討厭曾國藩兄弟。蔡壽祺跟勝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彈劾曾國藩，曾國藩先裁湘軍，以免授人以柄，就是這個關係。
在攻克天京前，曾國藩對於如何處理大功後他所麵臨的政治危機，已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當天京陷落的消息傳至安慶以後，他更是繞室彷徨，徹夜思考，對於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進行預測並謀劃出相應的處理辦法。
當曾國藩從安慶趕到江寧的時候，持盈保泰的解決方案已完全成熟。
於是，他在湘軍聲威達於極盛之時，毅然以“湘軍作戰年久，暮氣已深”為理由，奏請裁湘軍歸鄉裏，明白表示無挾軍權自重的態度。
然而他持盈保泰，裁軍“自抑”，而非裁軍“自滅”，因在裁軍上，曾國藩的計謀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戰事尚未結束之前，即已計劃裁撤湘軍。他在兩江總督任內，便已拚命籌錢，兩年之間，已籌到500萬兩。錢籌好了，辦法擬好了。戰事一告結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錢，裁兵費早已籌妥了。
裁兵經費籌妥了，裁兵辦法擬好了，隻等勝利的蒞臨。1864年6月16日攻下天京，7月初旬開始裁兵，一月之間，首先裁去25000人，隨後亦略有裁遣。人說招兵容易裁兵難，在曾國藩看來，因為事事有計劃、有準備，也就變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這也是他強人之處。
曾國藩裁軍不辭官，在攻破天京後，皇帝封他為一等毅勇侯，世襲爵位。他是事實上的湘軍領袖，凡是湘軍出身的將領，無論是執掌兵權抑或出任疆圻，都視他為精神上思想上的領導者，而湘軍在裁遣之後，被裁者多至數萬，功名路斷，難免有很多人心懷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