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深悉“盈虛”之間的轉換之理，這就是虛實之道的人生意義，即他不求十全十美，隻求平穩退路。認為平定大功足以“千古”，其他則聽之任之，而關鍵是怎樣收場。他十分讚賞唐代中興名將郭子儀，認為是自己學習的榜樣。因此，天京一打下，他即想息肩，回家安享天年，但清廷豈能放虎歸山？一想到此，又勉強“視事”。至“剿撚”之令下後，他仍想回籍安養。可見，曾國藩的這種“收住”戰術，即為一種含有豐富人生經驗的虛實學問。這一點也與《孫子兵法》中“避而擊虛”相通。
曾國藩認為：“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
凡官運極盛之時，子弟經手公事格外順手，一倡百和，然閑言即由此起，怨謗即由此興。吾兄弟當於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為衰時百事拂逆地步。弟以後若到長沙、衡州、湘鄉等處，總以不幹預公事為第一義。此阿兄閱曆極深之言，望弟記之。
意為：
凡是官運極其旺盛的時候，子弟去辦理公事格外順利，一說話眾人都附和，但閑話也就是從這裏產生，怨恨誹謗也從這裏興起。你我兄弟應該在極為旺盛的時候提前作好衰落時的設想，應當在百事順利的時候預見到衰落時百事不順的情景。弟以後如果到長沙、衡州、湘鄉等地方，總是以不幹預公事為第一件大事。這是為兄閱曆世事有了很深體會而說的話，希望弟記住這些話。
這種身在盛時，卻要做衰時準備的觀點，表明曾國藩隻求平穩退路的處世哲學。
這個觀點，我們將在以後還要談到。
在大力推行河防之策的伊始，曾國藩覺得這確是“剿”撚的良策，同時他也預料到，失敗必然會遭致來自各個方麵的非議。曾國藩曾在給劉銘傳的書牘中寫道：
辦撚之法，馬隊既不得力，河防即屬善策，但須以堅忍持之，假如初次不能辦成，或辦成之後，一處疏防，賊仍竄過沙河以北，開、歸、陳、徐之民必怨其不能屏蔽，中外必譏其既不能戰，又不能防。
但他堅信，隻要目標一定，堅韌不拔，“總可有誌竟成”。
凡發一謀，舉一事，必有風波磨折，必有浮議搖撼。從前水師之設，創議於江忠烈公；安慶之圍，創議於胡文忠公。其後本部堂辦水師，一敗於靖江，再敗於湖口，將弁皆願去水而就陸，堅忍維持而後再振；安慶未合圍之際，祁門危急，黃德糜爛，群議撤安慶之圍，援彼二處，堅忍力爭而後有濟。至金陵百裏之城，孤軍合圍，群議皆恐蹈和、張之覆轍，即本部堂亦不以為然，厥後堅忍支撐，竟以地道成功。
此次，撚軍衝過賈魯河以北、開封附近的防線時，在曾國藩看來並非是河防之策的失敗，同以往謀舉大事一樣，應需堅忍維持。
但當撚軍從苦心經營的防線上呼嘯而過時，曾國藩再次成為攻訐和參劾的中心，“山東、河南民士習見僧王戰者，皆怪曾國藩以督師大臣安居徐州，謗議盈路”。致使他寢食難安，“病盜汗舌蹇之症”，日益加劇。隨後，他奏請兩江總督李鴻章攜帶兩江總督關防，駐紮徐州，“專顧本轄之徐、海、淮、泗各府，並與山東撫臣商辦山東軍務。……俟東路軍務稍鬆，仍當回駐金陵或駐清江，竭力籌餉，乃足以固軍心而維大局”。並“請旨飭下湖北撫臣曾國荃，遇河南緊要急時，攜帶關防，移駐南陽府，與河南撫臣商辦軍務。豫事稍鬆，仍當回駐德安，或回武昌，兼籌餉項”。
清政府很快就批準了他的請求，但諭旨中卻申飭道：各省巡撫自應協商防務，聯絡聲勢，“迅掃狂氛，惟曾國藩總理，尤宜通籌全局，毋得推諉地方督撫，致軍事漫無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