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譴責使曾國藩心裏大為不悅，僧格林沁“剿”撚四年有餘，最終導致全軍覆沒。而自己“剿”撚不滿二年，勝負難分，撚軍突破了賈魯河防線，並不意味著河防之策不可行。僅憑這一點即遭嚴厲申飭，於情於理都令人難以服氣。由此也不難看出清政府對他態度的冷淡，一時間曾國藩心灰意冷，他已做好了卸任的心理準備。他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說道：
餘定於明日請續假一月，十月請開各缺，仍留軍營，刻一木戳，會辦中路剿匪事宜而已。
此前，曾國藩已請假一月在營調理，再行續假目的，主要是為了觀望清政府對他做出的反應，同時也為他或開缺或留任做調整砝碼。
續假已滿，曾國藩便按照原定計劃奏請開缺：
臣病勢日重，憚於見客，即見亦不能多言，豈複能殷勤教誨？以親筆信函答諸將者已年餘矣；近則代擬之信稿，亦難核改；稍長之公牘，皆難細閱。是臣昔日之長者今已盡失其長。而用兵拙鈍，剿粵匪或尚可幸勝，剿撚實大不相宜。昔之短者，今則愈形其短。明知必誤大局，而猶貪戀權位，諱飾而不肯直陳，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軍相信頗深，而必遽求離營，不顧軍心渙散，是負恩也。臣不敢欺飾於天庭，亦不忍負疚於隱微，惟有籲懇天恩，準開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實缺，並另簡欽差大臣接辦軍務。臣以散員留營，不主調度賞罰之權，但以維係將士之心，庶於軍國大事毫無所損，而臣之寸心無忝。
曾國藩擺出種種理由，請求開缺，但一句“臣以散員留營”則道出了他的真實想法，表示了他想留戰的寓意。此時，他仍對清政府抱有一絲幻想，認為或許會像以往曆次戰敗那樣，朝延降溫旨以慰留，使其繼續“剿”撚，直到將“剿”撚行動堅持到底。但當諭旨降下，卻頗使曾國藩心寒，此次並非溫旨，而是嚴厲地申飭，他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說：
開缺辭爵之件，本擬三請四請，不允不休。昨奉十四日嚴旨詰責，愈無所庸其徘徊。大約一連數疏，辭婉而意緊，得請乃已，獲禍亦所不顧。
可還沒等曾國藩將“三請四請”奏疏發出時，他又接到了寄諭：
再賞假一個月，在營安心調理，欽差大臣關防著李鴻章暫行署理。曾國藩俟調理就痊，即行來京陛見一次，以慰廑係。
朝廷冷硬的態度，使曾國藩且憂且懼。陳請開缺時，是以病體難支為理由，將欽差與兩江總督一並開去的，因為他知道豈有不堪“剿”撚重任卻可為兩江總督一職的道理？但如果一旦不能回任兩江總督，擺在曾國藩麵前的道路隻有兩條：一是回籍休養，一是駐京閑賦。這兩處都不是曾國藩所願去的。回家休養，這意味著他將從眾人矚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於岑寂，如孔翠灑屏，好自耀其文采。林文忠晚年在家，好與大吏議論時政，以致與劉玉坡製軍不合，複思出山。近徐鬆龕中丞與地方官不合，複行出山。二人皆有過人之才，又為本籍之官所擠，故不願久居林下。”而自己能否與地方官友好相處，這一點曾國藩沒有信心。駐京養病，他將成為政客們的眾矢之的，在仇人、政敵的攻訐之中，他將無法獲得片刻的安寧。他不由得慨歎：“當亂世處大位而為軍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爾。”“餘決計此後不複做官，亦不做回籍安逸之想，俱在營中照料雜事，維係軍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於大禍大謗，若小小凶咎，則亦聽之而已。”一連幾天，曾國藩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善策。此時，他大有看破紅塵之感，他的這種心態在一首名為《送梅伯言歸金陵》的詩中，表現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