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爭端之所以會形成，實際上就表明，從依法行政、依法治國角度看，任何單獨依靠行政手段來解決綠色利益衝突、裁決部委之間的行政爭議，都具有一定局限性。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既然是行政裁決，當然就屬於行政行為的一部分。像這種“部委爭端”，最終必須依靠國務院的權威來調解。而既然是調解，實際上就是在各種利益衝突中尋找一個平衡點，以消除各方爭端。它依靠的是行政權威、個人權威，而不是製度權威、法律權威，與依法治國並非一回事 9。
政績考核，要與環保指標掛鉤
政治路線一旦確定，貫徹者和執行者的選擇就變得最重要。政府官員政績考核指標，是引導他們把工作重點放在哪裏的指揮棒。
上麵已經提到，如果對政府官員政績考核隻有GDP指標，就會迫使政府官員眼睛盯著發展經濟。當發展經濟的眼前利益與綠色經濟的長遠利益發生矛盾時，他們首先考慮的一定是如何完成考核指標。
造成綠色利益衝突的一大根源，就是沒有把環境保護列入各級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中去。為此，要堅決把環境保護指標納入政府官員政績考核中去，甚至實行一票否決製。隻有這樣，才能引起他們的高度重視，把環境保護當作自己的“份內”事。
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有其客觀規律
政府官員考核，當然要有GDP指標。因為從經濟增長角度看，如果沒有GDP的增長，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就無法提高，國家就不具備解決一係列社會問題的物質條件。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單純以GDP增長為考核指標，就會出現這樣的誤解——首先，讓人誤以為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可以不顧環境損失和資源消耗成本，隻要抓經濟就行了；其次，會讓人對執政黨的合法性和穩定性產生誤解。因為經濟增長是有規律的，經濟增長速度的快和慢，並不完全受製於執政黨的掌握和控製。
所以，執政黨對政府官員的考核指標應當有保有壓。關於這一點，目前在經濟比較發達地區已經充分體現出來。
2004年2月，江蘇省蘇州市委書記王瑉宣布，在繼續走城市化發展道路、實施撤鎮並街道時，要更好地保護木瀆、東山、西山等蘇州古鎮，對古鎮取消經濟指標考核，每年隻進行環境保護和旅遊指標考核。而在此以前，作為珍貴曆史文物的古鎮，由於要考慮完成經濟指標，有時不得不在古宅裏開辦現代工廠，這樣就有可能會犧牲文化資源 10。取消經濟指標考核，無疑就消除了這種綠色利益衝突。
漠視環境利益會成為曆史罪人
就政府而言，應當把環境利益看得重於經濟利益。當環境利益與經濟利益發生衝突時，應當把環境利益放在首位，直至實行環境保護一票否決製。
在2004年召開的山西省人大會議上，該省省委書記田成平就語重心長地說，完全依賴資源的發展沒有出路，光靠拚資源、拚環境必然會危害人民利益，甚至成為曆史罪人。
為此，山西省人大常委會要求各級人大機構在結構調整中要爭做促進派，自覺運用法律手段，參與結構調整的計劃、規劃製定；組織對重大項目的視察和檢查；定期聽取重大項目工作情況報告；解決人民群眾關心的難點問題；努力促進政府把經濟結構調整建立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
該省決定，從那時起，全省各級人大在政府任命幹部時采用“環保一票否決製”，對缺少科學發展觀念、缺乏環境意識和環保法製觀念的幹部，不準安排在政府重要部門；已經任命的，要采取民主評議等辦法，認真監督其在區域經濟與環境建設過程中的施政行為 11。
在首都北京，2004年3月，為了確保當年市區空氣質量二級和好於二級的天數達到62%以上，市政府把對各區縣政府、市直有關部門完成大氣汙染防治工作的情況，作為領導幹部政績考核的重要內容。這時，北京市控製大氣汙染已經進入第10個階段。在此以前的9個階段中，都沒有這項內容。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解決經濟發展和綠色經濟之間的矛盾衝突 12。
1 潘維：《綠色中國與法治政府》，2005年1月22日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
2 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辦公室：《綠色之路向未來延伸——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建設曆程》，2004年3月24日人民日報。
3 黃振中：《任職到哪兒，環保的腳印延伸到哪兒——上饒市委書記姚亞平腳下的綠色故事》，2004年12月1日中國環境報。
4 汪建雲、馬鳳鍾：《欠發達地區要搶占綠色經濟的先機》，2003年第5期浙江經濟。
5 《陝西主打“綠色牌”吸引客商眼球——第八屆東西部洽談會在西安舉行》，2004年4月16日中國環境報。
6 丁銘：《國家在內蒙古草原六年生態儲蓄已產生巨額利息》，2004年3月12日新華社。
7 孫大勝：《環保總局發威之後》，2005年2月1日瞭望東方周刊。
8 孫大勝：《環保總局發威之後》，2005年2月1日瞭望東方周刊。
9 康勁：《環保爭端凸顯司法裁決缺席》，2005年2月1日每日經濟新聞。
10 王彪：《追求GDP不能犧牲資源，蘇州將取消古鎮經濟考核》，2004年2月11日現代快報。
11 胡早：《山西人大拿起環保一票否決利器》，2004年3月31日中國環境報。
12 李世東：《北京治理大氣“對接”政績考核》，2004年3月25日中國環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