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到了永樂年間，政局穩定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增加了，明朝成為封建曆史上的又一鼎盛時期。
經濟中心南移
從唐朝中晚期到五代十國、宋朝尤其是南宋時，我國的經濟中心南移就已經基本完成。糧食主產區從黃河領域移到長江領域，尤其是長江下遊的江南地區。這種趨勢在明末達到最高潮，以至於出現政府財政收入“取之東南、用之西北”的局麵。
與此同時，江南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均有快速發展，經濟呈現空前繁榮局麵，使得明朝成為繼西漢、宋朝之後的第三個巔峰時期，並且基本上一直持續到清朝；隻不過，明清之際因為戰亂而受到過一點破壞。
當時全國的商業大都會，除了北京、西安之外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南京、揚州、蘇州、廣州、成都等地。
農業和手工業商品化程度提高
明朝農民的多種經營得到推廣，農業於是染上了商業色彩。也就是說，農民種植農產品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個人消費，而是麵向市場出售；同時，糧食商品化趨勢也日益明顯，這樣就增加了全國各地的商業聯係，直接引發明朝農業各部門及其與手工業等部門之間的連鎖反應。
不但如此，以農產品為主的各種商品貿易也不再局限於本地，而是行銷全國。除了七類大宗商品即糧食、棉花、棉布、生絲、絲織品、食鹽、茶葉外，奢侈品比重越來越高。所有這些，當然都會推動經濟的增長。
農業集約化程度大大提高
宋朝時江南地區的戶均耕地麵積有20多畝，南宋時減少到16畝，而到明朝末年隻有14.5畝了（清朝中期更是隻有8.5畝）等。與此同時，土地上的勞動與資本投入逐步提高，尤其是在傳統的水稻種植中表現得更為充分。宋朝時水稻畝產量約為1.2石米，明朝末年就提高到1.6石米（約150公斤，清朝中期更是大幅度攀升到2.3石米），富裕程度由此可見。
換個角度看蠶桑、棉花等經濟作物種植的集約化程度，更是大大超過水稻，從而使得農村出現綜合化、專業化、商品化發展趨勢。
城市經濟的輻射和凝聚
明朝中期之後，隨著江南地區內部以及對外商品交換關係的擴大，城市數量和規模得到快速發展，形成了市鎮初級市場、城鎮專業市場、城市中心市場三位一體的集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銷售的完備體係。
許多市鎮的發展已經超越一般府縣，尤其是蘇州、杭州、南京以及後來的上海，這些城市的吸引力和輻射力對整個江南的經濟整合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以至於從全國角度來看，江南在全國的統一市場中居於主導地位；從商品輸出和白銀需求看，它也已經成為整個東南亞市場的重心，成為全球最發達的區域市場之一，對封建專製主義產生相當強的離心力。
正因如此，聲勢浩大的明末農民起義就始終無法挺進江南。簡單地說，主要原因就在於江南經濟富裕，缺乏北方那樣成千上萬的流民與起義軍打成一片；相反，卻成了落難官員和知識分子最好的避難場所。所以能看到，宋朝以來江南不但是經濟中心，而且還一直是文化中心、思想中心。
[1]一條鞭法，也叫條編、類編法等，是明朝中後期（1530年開始）實行的一項曆經百年的重要賦役改革。簡單地說，就是把過去的各種賦和役分別合並，最終通過繳納單一的白銀來履行對國家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