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社會結構固化會讓人不思進取，因為他再怎麼進取也沒用；而這種思潮又會進一步影響政府和社會各階層不願意增加教育投入、不願意提高人力資源投資。因為在他們看來，一切都要靠“拚爹”，當然就用不著自己的個人努力了。實際上這就是社會結構固化的表現。
試想，如果農村的孩子大學畢業後進城工作，一輩子都買不起一套屬於自己的住宅；可偏偏就有那麼多人，不用付出任何勞動，僅靠家裏現有的幾套住宅對外出租，就可以過得比自己好上多少倍，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無論對前者還是後者都不會激發真正的勞動熱情。
也就是說，在一個結構固化的社會環境中，除了少數精英階層對未來充滿信心，其它絕大多數人都會喪失前進動力，結果必然會損害國家長期的經濟增長，從而拉低GDP增長。這在拉丁美洲國家可謂比比皆是。
那麼，我國當前應該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認為，我國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會流動性：“我覺得更大的命題是怎麼轉變我們的社會結構，怎麼增加社會的流動性，怎樣使社會裏的人，尤其是年輕人，都感到有機會、都有積極性，隻有這樣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隻有這樣才是一個能夠保證經濟長期增長的社會，這不是道德的問題也不是哲學的問題和政治理念的問題，這是我們要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必然。”[7]
他認為，我國現在談到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都是動態概念，並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社會結構固化、社會流動性低。
較高的社會流動性有利於社會成長，也隻有較高的社會流動性才是調動社會上所有人積極性、進行人力資源投資、努力工作、積極創新的動力。
過去我國封建社會的科舉製度，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使得人們願意去讀書，這就保證了社會流動性。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的社會流動性非常高。先是一個階級打倒另一個階級，接下來是改革開放後企業家不斷湧現；可是進入21世紀後，我國社會流動性在不斷下降，以致於現在出現了所謂的“富二代”、“官二代”現象。
要解決社會結構固化，最關鍵的是把現在的物質基礎設施建設轉移到市場基礎、法製基礎建設上來。
可以學學美國的樣子頒布《評選法》，消除性別、教育、健康等方麵的不平等，讓人人都覺得自己有機會，覺得隻要自己努力就可以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任何組織、企業雇用員工都要規定少數民族比例占多少、婦女比例占多少，並且在涉及到有政府撥款的項目時給予優惠，這才是一個健康社會、健康政府要做的事：“達者兼濟天下”。
再例如日本，法律規定全國的師資力量要盡可能平衡，首都東京最好的小學人均經費不能超過最邊遠小學人均經費的兩倍；可是我國的這個差距是20倍、30倍，這就是不平等。日本教育法規定，老師不能在同一學校任職超過5年，這樣也就不可能出現所謂“重點中學”了；所有小孩都不可能因為父母出身覺得自己跟其他小孩有什麼不平等。
關於這一點，《美國獨立宣言》起草者托馬斯·傑斐遜[8]在1813年給友人的信中可謂說得十分精辟，他說：“我同意你的看法，在人和人之間有一些自然貴族（優秀者），因德行和才能而優秀。還有一種是因為財富和家庭身世而成就的假貴族，他們既無德又無才……自然貴族是社會教化、信任和治理的寶貴的人才”，一個好的政府製度“必須能有效地讓優秀者擔任治理的職位……假貴族是政府治理的禍害，應該有製度法規防止他們得到升遷。”
容易看出，我們今天所說的“富二代”、“官二代”恰好是傑克遜所稱之為“既無德又無才”的“假貴族”，政府應當千方百計阻止他們進入國家治理隊伍才對。如果他們有這樣的願望和能力，應該參加公平競爭、從中脫穎而出，然後參與治理國家才是。
通過這種方式選拔人才，並且是自下而上地從普通選民層層選拔上來的話，顯然他們未必都是德才兼備者，卻一定會努力把國家引領到現代、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去。
最典型的是美國總統選舉，選民們並不苛求候選人的經驗和資曆，隻要能代表選民利益、在任期內兌現競選承諾就行。你做得好，我們就暫時讓你做下去；做得不好，我們可以立刻要求你下台，讓別人幹。相反，選民從來就沒奢望要推舉、擁戴一位無比英明的領導者來“改造”自己。從全球範圍看，通過“伯樂相馬”製度選拔人才，這種看上去非常理想的人才治理模式，稍有偏差就會變成專製製度，這種模式至今在人類曆史上還沒有成功的先例過[9]。
這種自下而上的民主選舉說明什麼？說明徹底打通社會結構流動渠道後，隻要你想做什麼，都可以通過民主方式“拉出來遛遛”；而選民也並不希望你有多麼英明、偉大，總覺得通過這種方式比較“安全”，即使這次選舉“瞎了眼”，下一次也總有糾正過來的機會。
不用說，社會具有這樣的“糾錯”機製，一方麵是社會結構流動帶來的好處，另一方麵也會因為這種流動性推動社會進步。
因為歸根到底，無論社會結構固化還是打破社會結構固化的呼籲，實際上都涉及到一個選拔什麼樣的人來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問題。
簡簡單單一句話：什麼樣的社會會選拔什麼樣的人才；有什麼樣的人才，就會把社會和國家治理成什麼樣，這兩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
[1]劉植榮：《國外工資狀況概覽——世界工資研究報告》，《中國改革報》，2010年3月16日。
[2]朱學東：《國富民強之路：幸福生活係政府改革方向》，《中國周刊》，2011年3月23日。
[3]羅必良：《機會平等是實現收入公平的根本途徑》，《南方日報》，2005年3月23日。
[4]江平：《真正的公平是機會平等》，《21世紀經濟報道》，2006年7月15日。
[5]《中等收入陷阱的亞洲式規避實錄》，新浪財經，2011年4月15日。
[6]《中國改革新路線》，《高層決策參考》，2011年1月31日。下同。
[7]蔡洪濱：《中國應避免跌進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經濟網，2011年1月18日。
[8]托馬斯·傑斐遜（1743－1826），美國獨立戰爭期間主要領導人之一，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之一，先後擔任美國第一任國務卿、第二任副總統、第三任總統，是美國曆史上最傑出的總統之一，與華盛頓、林肯、羅斯福齊名。
[9]徐賁：《美國不拘一格的人才觀》，廣東《時代周報》，2010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