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來揪鬥他，看管他的工人則說：“不行，他是我們隊的。”
批鬥會上，工人問他：“是不是反革命？”
“是！”
“滾蛋！”
於是改批別人。
不是偏袒，更非不耐煩，而是工人舍不得撲滅他那股執意技術改革的烈火啊！工人們早就與他心照不宣，他們說，隻有這樣，才能讓袁工得以喘息，才能讓袁工坐下來專心思考技術改革的問題。
在他的啟發下，青年工人王玉吉提出在鑽頭上安刀片，鑽孔後使之自動散開，把樁基底部切削成蒜頭型的機擴設想。袁忠淮聽後興奮得第一個站出來支持。王玉吉隻有小學文化，袁忠淮就幫他繪圖、選材、進行科學計算。技術改革的願望把他和工人緊緊連結在一起。在那種“政治吃香、技術受難”的年代，他和工人們一起躲在工地的角落裏試驗，隻有滿天星鬥對他們微笑。
不料，正在關鍵的時候，袁忠淮被調走了。離開工地怎麼試驗？工人們有些失望。沒想到，他人雖然走了，心卻還留在工地上，還和工人們在一起。他那一封封書信、一個個指點、一次次關懷，無不在已患肝癌的王玉吉心裏激發起改革到底的信心和力量。前不久，當這項“ZK-3型步履式鑽擴機”被作為全省專利通過技術鑒定的時候，要求冠名者蜂擁而上，袁忠淮卻絲毫沒有想到自己。相反，他千方百計地為患肝癌病故的工人王玉吉爭得了第一名。
他的謙讓精神令工人感動，令科技人員敬佩，雖然也有許多人不理解，但是他理解自己。他說：“改革，就是改革者的目的。”除了技術攻關項目之外，在他的腦海裏再也找不到別的位置。
人們說，在大慶搞裝配式房屋，他是頭一個。當時也是困難重重，從材料、設備、模板，到預製場地，甚至開辟運輸道路，都要他親自奔波。日曬雨淋還好說，可他要和人打交道。既要勸說有關領導認識這項新工藝，又要爭取那些視芝麻權力如大象的人多行方便。
看他做得那麼辛苦，工人們於心不忍地勸他：“算了吧。”
“不！做人有時就得大大乎乎。”
說穿了，在權力和私欲聯姻的日子裏，幹事業反倒得靠厚臉皮。
可是，臉皮的威力能有多大？雖然他為自己爭得了編撰技術資料、推廣新工藝、用科學方法組織技術施工以及進行技術改革的種種機會；雖然在葫蘆島船廠、在大慶化肥廠、在聯合泵站、在35公裏輸油管線等工地上，他都充當了技術上哪用哪到的“千斤頂”、不可或缺的技術掛帥者。可是，作為“反動技術權威”，他卻始終無權過問技術成果。對此，他能一笑了之，毫不在乎。但是，當那些澆灌了他的血汗的科技成果由於得不到妥善管理而被廢止時，他坐不住了，就像他的心被人搗碎了一樣，痛得他大聲疾呼：給我點“權力”吧。
蝸牛越冬，離不開信念的陽光。袁忠淮度過被控製使用的十五年，並不是靠權力的誘惑。
1979年，他被重新起用了。啟用後他唯一的心願還是要“搞點新東西”。他說：“不一定要發明什麼，但首先必須注重引進、消化先進的東西。隻要吸收營養，就能提高自己，就能改變落後。”
因此，他一到黑龍江省低溫建築科研所當所長，便全力以赴於組織新的科研上馬，增添新設備，派人出國學習、考察。對那些能拿專題的科研人員，他也總要“伸出手去拔一拔”。今年年初，他累得暈倒在暖氣片上，腦瓜磕破縫了15針，可是他仍然沒有放下工作。他殷切地希望祖國的科技發展，就像渴望父母健康、妻子忠貞、兒女積極向上一樣。
“我隻能不讓自己閑著”
他不善高談闊論，甚至可以說，他一生也沒有做出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偉業。但他卻生活得那麼充實，充實得像流動的時間一樣沒有一絲間隙。
幾年來，他夜以繼日，做了許多以前他想做而不讓他做的事情。
第一件就是技術總結。那項他最早參與研製、填補了我國建築工業空白的“ZK-3型液壓步履式鑽擴機”，在他的參與下通過了技術鑒定，並編寫了操作規程。
第二件是組織所內科技人員大搞應用科學研究。諸如可以提高混凝土性能的外加劑——“銘渣”的試驗、能改變傳統樓牆結構的“輕骨料”的研製等等。總之，需要什麼，他就研製開發什麼。
第三件是打開對外科技交流渠道。他從國外買入急需的“X光染色儀”等重要儀器設備，引進了國外普遍采用的“強夯”技術，還多次派科技人員分赴日、美、西歐、南北極等地考察。
第四件是改變舊式樓房結構，實現裝配式房屋建築。他組織人員日夜兼程地進行設計、試驗，自己主抓施工。
第五件是為了實施凍土建築新工藝，他親自起草了嚴密的技術文件，並到現場把關。當工藝要求在不動土（不被腳踩到的土）上搞基礎時，國外用機械解決，他就采用吊籃的辦法，即：人在吊起的筐裏用鍬取土。當挖基礎遇到流沙的時候，他又想出了“沉箱”的辦法：一邊在水泥預製筒裏取沙，一邊使筒下沉。
……
他的智慧和實踐經驗多得有如萬花筒裏的星星。他的人品呢？
他被借調到大慶化肥廠工程指揮部任技術室主任時，也曾當過“甲方”。因為他總是及時果斷地處理現場問題，而深受“乙方”的讚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