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印刷史上，沈括是一位不能不提的人物。這不僅是因為他最早詳細地介紹了畢升發明的活字版印刷技術，為印刷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料，更重要的是他的記載，對推動活字版技術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今天仍考查不出雕版印刷術發明的確切年代。而活字版的情況就不同了，這一技術剛出現，就被同時代的沈括所記載，不但有發明者、發明的年代，而且有詳細的工藝技術的介紹。
宋人周必大（1129—1204年）曾被封為濟國公，老年時從沈括那裏學來了畢升的方法，印了自己的著作。他也做了一點小改動，把鐵板改為銅板。銅板比鐵板傳熱性好，易使粘藥熔化，但銅板比鐵板價格貴，但這對一個公爵來說就算不了什麼。
元代的姚樞（1201—1278年）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楊古用活字版印書，印成了朱熹的《小學》和《近思錄》，以及呂祖謙的《東萊經史論說》等書。不過楊古造泥活字是用畢升以後宋人改進的技術，並不是畢升原有技術。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饒州推官，集磁戶，造青磁《易經》一部。所謂青磁（活字）據專家分析可能是以製青瓷的瓷土燒成的陶活字。
十九世紀安徽涇縣的翟金生，因讀沈括的《夢溪筆談》中所述的畢升泥活字技術，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書的想法。他費時三十年，製泥活字十萬多個。1844年印成了《泥版試印初編》。此後，他又印了許多書。20世紀60～70年代在涇縣還發現了翟金生當年所製的泥活字數千枚。這些活字有大小五種型號。他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了畢升的發明是可行的，打破了世人對泥活字可行性的懷疑。
王禎（1271—1368年）創製了木活字。王禎是山東東平人，是一位農學家，做過幾任縣官，他留下一部總結古代農業生產經驗的著作——《農書》。王禎關於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選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這本書內。他在安徽旌德請工匠刻木活字3萬多個，於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試印了六萬多字的《旌德縣誌》，不到一個月就印了一百部可見效率之高。這是有記錄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王禎在印刷技術上的另一個貢獻是發明了轉輪排字盤。用輕質木材作成一個大輪盤，直徑約七尺，輪軸高三尺，輪盤裝在輪軸上可以自由轉動。把木活字按古代韻書的分類法，分別放入盤內的一個個格子裏。他做了兩副這樣的大輪盤，排字工人坐在兩副輪盤之間，轉動輪盤即可找字，這就是王禎所說的“以字就人，按韻取字”。這樣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減輕了排字工的體力勞動。是排字技術上的一個創舉。元代木活字印本書雖已失傳，但當時維吾爾文的木活字則有幾百個流傳下來。明代木活字本較多，多采用宋元傳統技術。明萬曆十四年（1586年）的《唐詩類苑》《世廟識餘錄》，嘉靖間（約1515—1530年）的《璧水群英待問會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在清代，木活字技術由於得到政府的支持獲得空前的發展。康熙年間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規模用木活字印書則始於乾隆年間《英武殿聚珍版叢書》的發行。印製該書共刻成大小棗木木活字253500個。印成《英武殿聚珍版叢書》134種，2389卷。這是我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書。用金屬材料製造活字，也是活字印刷的一個發展方向。在王禎以前，已有人用錫做活字。但錫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難，難於推廣。十五、十六世紀之際，銅活字流行於江蘇無錫、蘇州、南京一帶。銅活字印刷在清代進入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數量達萬卷《古今圖書集成》了，估計用銅活字達100萬～200萬個。
印刷術的發明，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光輝篇章，而建立這一偉績殊勳的莫大光榮屬於中華民族。印本的大量生產，使書籍留存的機會增加，減少手寫本因有限的收藏而遭受絕滅的可能性。由於印本的廣泛傳播及讀者數量的增加，過去教會對學術的壟斷遭到世俗人士的挑戰。宗教著作的優先地位也逐漸為人文主義學者的作品所取代，而讀者們對於曆來存在的對古籍中的分歧和矛盾有所認識，因而削弱了對傳統說法的信心，進而為新學問的發展建立了基礎。
印刷術使版本統一，這和手抄本不可避免產生的訛誤有明顯的差異。印刷術本身不能保證文字無誤，但是在印刷前的校對及印刷後的勘誤表的出現，使得後出的印本更趨完善。通過印刷工作者進行的先期編輯，使得書籍的形式日漸統一，而不是像從前手抄者的各隨所好。凡此種種，使讀者養成一種有係統的思想方法，並促進各種不同學科組織的結構方式得以形成。
發明活字印刷以後，畢升的膠泥活字首先傳到朝鮮，稱為“陶活字”。後來又采用木活字印書。到了十三世紀，他們首先發明用銅活字印書。十三世紀末，高麗用金屬活字印《清涼答順宗心要法門》，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金屬活字本。1376年，朝鮮出現木活字《通鑒綱目》。1436年，朝鮮用鉛活字刊印《通鑒綱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