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就在發榜的前夕，一個大清早，我打開家門，突然發現我家的門扣上掛著一塊豬肉，二斤的樣子。雖說隻是一個八九歲的孩子，我第一眼就知道了，這塊肉是黃俊祥的父親在天亮之前送來的。這是他最後的希望了。他一定看出來了，唯一願意幫著他兒子說話的，隻剩下我的父親。他依然沒有放棄。他在做最後的掙紮。
我至今還記得那一天的情形，我們一家人都在回避那二斤豬肉。家裏的氣氛很沉重。我估計我的父親一直在盤算：如何去處理這二斤豬肉呢？退是沒法退的，因為你根本不知道這塊豬肉是從哪裏來的；不退也不行，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塊肉是從哪裏來的。心知肚明而又無法言說，這大概是人生當中極為糾結的一件事了。
天氣太熱，一塊豬肉是不能存放太久的。扔掉？這是不可能的。我敢肯定我的父親想都沒有這樣想過。在1972年，沒有人會做出那樣瘋狂的舉動。大約在傍晚，父親決定了，他讓我的母親拾掇那塊豬肉去了。
孩子都是饞的。但是，即便饞成我這樣，我在吃肉的時候依然有罪惡感。“罪惡感”這個詞在當時是不存在的，一個孩子對自己的內心活動不可能有那麼精確的命名能力，但是，我心裏頭極其古怪，這是真的。整個晚飯都非常古怪，這也是真的。這就是為什麼我至今還記得這頓豬肉的根本原因。但我說“罪惡感”一點也沒有誇張——後來我見過已經成為“社員”的黃俊祥，我選擇了回避。
我估計我的父親也有罪惡感。我這樣說當然有依據，他一直在創造機會“補償”黃俊祥，一個沒有罪惡感的人是不會那樣的。機會終於來了，就在第二年的秋天，我的父親專門把黃俊祥“請”回了學校，父親讓黃俊祥給在校的學生做了一次報告。這個報告我沒有聽，我知道黃俊祥會說什麼：沒有上高中，一樣可以為國家做貢獻——就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當然了，這個“廣闊天地”不包括工廠、部隊、學校、商店。它是農田。它隻是農田。
這麼多年過去了，公正地說，父親是不該愧疚的。他把我們三個孩子養大已是不易，他又能有什麼“用”呢？在最困難的時候，他的大女兒退過學；他的二女兒和他的小兒子是小學裏的同班同學，為了避免兩個孩子同時“推薦”上初中，他隻能讓他的小兒子在小學五年級的那一年選擇留級。對自己的孩子他也隻能如此——他又有什麼“用”呢？
我不知道黃俊祥現在在哪裏，他也是年過半百的人了。兄弟？你還好麼？我的父親沒有能夠幫助你，我在這裏祝福你的兒女、祝福你的孫輩。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能讀到這本書，我想告訴你，作為你的老師，我的父親，他真的非常非常喜歡你。你要原諒他。耽擱你的真的不是我的父親。
我們有機會見麵麼？我多麼希望我們能夠坐在一起，好好吃一頓豬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