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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榮是我到了中堡之後認識的，比我年長兩歲。從理論上說，我不該和陳德榮在小學階段做同學，但是，我留級了，這一留，我們就成了同班同學。
我們是非常好的朋友，可我們的性格都偏於強勢，所以，我們之間也有問題，這在小夥伴之間是常有的事。我的母親把這樣的關係叫作“狗臉親家”——“狗臉親家”說好就好，“狗臉親家”說翻臉就翻臉。我們打了，好了，又打了，又好了。循環往複。他的拳頭比我硬，我的速度比他快。
1976年的9月，我們倆同時進入了中堡中學。他是甲班的班長，我是乙班的班長。10月，中國迎來了大事件，“四人幫”被粉碎了。我們“和全國人民一樣”，在外“歡欣鼓舞”，在家裏吃喝拉撒。
就在11月，天開始冷了，陳德榮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校長不知道為什麼生了陳德榮的氣，就批評了陳德榮和他的三個同學，說陳德榮在搞“四人幫”。陳德榮更生氣，他要報複校長。他用粉筆在公社革委會的大門上寫下了五個字。套用一句當年的術語，他寫了“五字反標”。他都“四人幫”了，那就要幹“四人幫”該幹的事。
第二天的一早我的母親就把我從床上叫起來了，她故作鎮定，讓我“聽寫”。這是不同尋常的。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我預感到發生了什麼。當我反反複複書寫“打”和“倒”這幾個字的時候，高度的政治敏感已經充滿了一個十二歲少年的心。我慌了。母親更慌。她把我的字看了又看，極度地焦慮，還不敢明說，不敢問——我有壞毛病的，喜歡到處寫。有時候用粉筆寫，有時候用鐵釘寫。
當我確切地知道真實情況的時候，我更慌了。我都開始懷疑我自己了。我吃不準後來回憶起來的時候，我們班絕大多數同學都被這樣的心情所折磨。我們不停地“聽寫”，小組“聽寫”，班級“聽寫”，學校“抽樣聽寫”，上級“考察聽寫”。
但專政的力量毋庸置疑。時間很短，破案了。是陳德榮寫的。我鬆了一口氣。原來不是我，這讓我高興壞了。專政的效率更是雷厲風行，陳德榮被開除，陳德榮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因為年齡的緣故，陳德榮沒有被縣公安局帶走。
陳德榮被開除了，但陳德榮不允許離開中堡中學。“中堡中學大批判小組”在第一時間就建立起來了。隊長是一位老師，隊員則是初中一年級的“好學生”。初一（甲）班五個，初一（乙）班五個。十個人。說起來真是不可思議的，十是中國政治裏頭極為要緊的一個數字，所有的“壞人”都有“十大罪狀”——不多，也不少。我們被集中起來了，讀了很長時間的報紙，也喊口號。最後，我們統一了認識，同時確定了陳德榮的“十大罪狀”。批判小組把每一條罪狀分配給了不同的隊員，太巧合了，正好一人一個。我的題目我依然記得：《陳德榮是一個慣偷》。這個題目很不好，每一次批鬥都會引來笑場，人們把“慣偷”聽成“罐頭”了。我要求改動，被拒絕了。稿子是審批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
批判稿都是隊員們自己寫，然後，“交上去”。我的稿子是怎麼寫的呢？簡單地說，栽贓。我所寫的東西裏頭沒有一樣是真的，大批判小組裏頭的“十大罪狀”沒有一樣是真的。全是栽贓。很奇怪，我們都清晰地知道我們在栽贓，但是，在那樣一個特別的語境裏，栽著栽著，不知道自己在栽贓了——我甚至把小學階段的一些“失物疑案”也栽贓到陳德榮的頭上去了，“事實證明”，那就是陳德榮偷的。“事實”在不斷地“證明”，陳德榮做出“這樣的事情”“絕非偶然”。他早就有“預謀”了，他早就在“積蓄”了。
我唯一的擔心是我的栽贓“不夠”：“不深刻”，“不全麵”。
我想說的是，十二歲的孩子也可以迷狂，十二歲的孩子也可以很邪惡——我當年就是這樣的。隻要“上麵”需要，什麼都做得出來，什麼都敢。
“中堡中學大批判小組”終於出動了，一個村一個村地走。沒有人敢和陳德榮說一句話，我也不敢。陳德榮是自覺的，每一次他都走在隊伍的最末端。我得說實話，最初的一兩次我挺高興——你他媽的拳頭硬，現在你還硬不硬了？但時間久了，也有我看不下去的時候。我想說一件事，在批判大會散會之後，我們“批判小組”的老師和學生，每個人都能得到兩個燒餅和一碗開水。一開始陳德榮以為也有他的份，他都過來了。但事實是無情的，計劃是無情的，陳德榮沒有。他必須餓著肚子。後來再發燒餅的時候，陳德榮就離得遠了，也不敢太遠——他的這個舉動給我留下了觸目驚心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