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蕭乾早在1929年的《燕大月刊》上就發表了小說《梨皮》，並緊接著又發表了小說《人散後》，但這兩篇隻能算是習作。發表於1933年11月1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的《蠶》才是他真正意義上的短篇小說處女作。《蠶》後來收在193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籬下集》裏。《籬下集》共包括12篇“描畫一些受盡委曲的人們”的“陋窳不堪的小說”，除了《蠶》，還包括《籬下》、《俘虜》、《郵票》、《放逐》、《印子車的命運》、《花子與老黃》、《鄧山東》、《雨夕》、《小蔣》、《醜事》和《道旁》。
《蠶》是一篇用象征手法寫就的極富抒情哲理意味的寓言小說，借一段充滿詩情畫意的純情戀愛，體現作者的宗教哲學。蕭乾在談起他何以在23歲就為宇宙間有沒有神這麼個玄而又玄的問題困擾時說：“那是20年代，我上的是教會學校。白天要成章地背誦《新舊約》的——1925年以前，強迫宗教還未廢除；晚上回到堂兄家，就得陪他拜佛。他因為失業，那時的各路菩薩都拜。尤其初一十五，我得陪他給供的神位叩上十幾個頭。白天，我得信奉黃頭發大胡子的耶穌，晚上得禮拜南海觀世音菩薩，更可怕的是夜晚！得聽同一炕上的一位遠房老姑姑拜狐仙爺。她按著我的腦袋要我望空給那位狐仙叩頭，並且聽她向狐仙念念有詞”。
《蠶》是蕭乾的一點點宗教哲學，他從不信神，可那時卻切身感到神的存在。因為不懂科學，幼年又受了不少三教九流的濡染，充其量他隻能循著“敬鬼神而遠之”的逃避主義而結論說：“即便有個神，它也必是變幻無常，同時望了人類遭際徒然愛莫能助的。蠶的生存不在神的恩澤，而在自身的鬥爭。這是達爾文的《天演論》否定了命運。當蠶鬧饑荒時，神也隻能頓頓腳而已”。其實，使他困惑的倒不是宇宙的奧秘，而是社會的不公。他奇怪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境遇為什麼如此懸殊！為什麼好人未必得好報，壞人卻可以飛揚跋扈。
小說的背景是福州倉前山。1933年蕭乾剛從那裏教書回到北平。小說的主人公梅是以他1930年結識的燕大女友高君純為原型寫的，當時他們正熱戀。君純的哥哥是位畫家，曾和徐悲鴻一同在法國學習繪畫。那時蕭乾經常睡在她哥哥的畫室，牆壁四周掛滿了不同色調的油畫。君純的媽媽非常喜歡這個光棍小夥子，常在他身上織起為來女婿的好夢。無奈當時蕭乾感情上如一匹野馬，不受任何羈絆。
君純的媽媽叫她覓美，蕭乾把她化成了小說中的“梅”，並把她這個沒有到過福州的福州人從北京般到了福州。在蕭乾心目中，她是位可愛忠誠的女性，永是一切善女的典型。《蠶》中所表現出的詩意戀愛正是他們純潔愛情的真實寫照。從他對“梅”的描述可以感到他對君純的熱戀。
但君純是個性子太強的女孩，每當蕭乾帶著發表作品的喜悅，想在體己的愛人處尋得鼓勵的微笑和愛憐的表示時，她總是冷冷地挑出各種毛病和不足，而不是以母性溫暖的胸懷，像哺育心血結晶的胎兒一樣，流露出使他愜意的舐犢之愛。君純似乎看不上中國一切的新文藝，麵對她類乎超凡脫俗的聖者哲學，蕭乾常感到她不是自己的戀人，而是一位嚴師。他思忖，如果這女子掌一國的王位，他隻配去看守一座荒野中的破廟。他想不到自己藝術上的敵人，恰是人生途路上的戀人。他有一次惱怒地責怨君純：“難道你眼睛老長在毛病上嗎？好，好，我永不動筆。誰再寫誰給雷劈死！省得譏我做小說家！”
君純是那種有著純美靈魂而意誌堅強的女人，她有健全的習慣，端正的品行，慈善的心腸，規則的教育，宏遠的理想。朋友出門郊遊，大家都用糖紙果皮把地板拋得狼藉不堪，她卻獨獨把這些攏在衣襟，最後送到垃圾桶裏。她甚至沒有膽量和心愛的蕭乾立在街心喝盅熱乎乎的杏仁茶。比起她的完美，蕭乾似乎更愛好粗陋的生活，他愛擠在躁鬧的人叢中逛廟會，愛泡在茶館裏吃著熱騰騰賽栗子的鍋焦聽那放蕩不羈的笑聲，甚至偷偷學幾句並不順嘴的粗話。
性格的衝撞終使愛著的兩個人分了手。這是蕭乾第二次失戀。
《蠶》的開頭有點神秘：“梅剛邁進門檻，滑潤的肩頭就給正在踱來踱去的我一把抓住，說：這屋裏有幾條生命？”原來，當天早晨下了雨，“我撐了把女人用的油紙傘，照例下山到大橋頭花市去買我喜愛的十八學士”。結果，意外地從賣花人那裏買回了八條“古怪的小生命”，以至高興得忘了雨天，把這八個囡囡捧回了家。蕭乾在福州英華中學教國語時，就住在倉前山上。獨處異地，別有一番漂泊的落寞感，“憑空一下便添了八個緘默無言的夥伴”，給孤寂而渴望生命的心靈以寄托。雖然“我”有位可愛的鄰居（即戀人梅），可八條生命的到來，竟使“我”忘了早晨在窗口為她吹哨子，並失去了往日的瘋狂。“我”像慈母安置嬰兒似的把這八隻蠶兒，輕輕地放在梅送“我”的精致盒子裏，那是她爸爸從法國帶回來的，“意思是把我最愛的生命安插在我最喜愛的匣子裏”。生性良善的蠶兒成了“我”和梅之間的紐帶，而且，飄零異地的“我”正同那小生命一樣，想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怎樣一種命運。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我”和蠶是等同的，都是命運之神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