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東西寫得固然幼稚，但它多少帶有想從微小角度來反映大主題的企圖。
如果說《俘虜》是一首幽婉的田園牧歌，那《郵票》就是一曲洋溢著愛國主義的詩篇。《郵票》屬於那種以“小題材”表現“大主題”的小說，一枚小小的郵票竟引發出民族的愛國主義情感。小說的敘述者是第一人稱“我”，給人以親切感。蕭乾在《創作四試》的“戰鬥篇·前言”中說：《郵票》是寫九一八的。他是在由天津大沽開往汕頭一條商船的統艙裏得到那噩耗的，我的淚熱熱地淌下去了。
1933年蕭乾動手寫小說時，最大的苦惱是感覺自己視野太小。農村隻去過幾次北京近郊，對城市的糜爛生活又毫無所知，抗日題材更無從談起。1934年的一天，他見同宿舍一位東北同學桌上放的信封上貼著一張“滿洲國”郵票。他問同學是否收郵票，同學滿臉鄙夷地反問他看著那郵票不覺惡心嗎？他一下子省悟到流亡關內的東北人是怎樣一種民族感情。他是懷著一份慚愧和自責的心情來寫《郵票》的，隻是把故事搬到中學時的母校崇實，以一個隻知一味集郵而忘記國家存亡大事的孩子為主人公，通過他的自述來寫一位痛切感到亡國之恨，終於回東北打遊擊的青年。
從情節推斷，故事發生在1932年2月偽滿州國成立前後華北某地一所中學裏。“九一八”使東北三省肥沃的土地淪喪於日寇的鐵蹄之下，大批難民流離失所，湧進關內。日軍占領東北以後，繼續垂涎於東北乃至全中國，企圖實現大東亞共榮。麵對嚴重的民族危機，凡有一顆愛國心的中國人都憂心如焚。可當時有些生活在大都市的天真幼稚的青年，依舊陶然於優哉悠哉的生活，對民族危亡，國土零據，混沌茫盲。“我”便是一份子，整日隻知興趣所致地玩。貪玩的性情，成了“我”一生的幸福。出於偶然，“我”又染上了集郵的癖好，買了一個集郵本，請一位老師題上“萬國郵票集”，開始到處搜集各國郵票。“我”被郵票世界裏民族偉人的風采和遼遠國度的山水風光所陶醉，愈發感到郵票裏潛藏著一種珍貴，如能集到全世界的郵票，那歡慰絕不比做皇帝小。為了郵票，“我”不惜去掏被人唾棄的字紙簍，哪怕有時摸到很髒的東西。
除了白描，對比也是蕭乾在小說中常用的一種技法，它能突出人物的鮮明個性。與“我”的樂天迥然相異的是班上一位趙姓同學。小說的情節便是在他同“我”強烈鮮明的對比中發展著。“我”的生活無憂無慮，成天不是背著冰鞋，就是夾著球拍。趙卻整日愁眉不展，清臒的臉上帶著一副苦相。他總在別人踢球的時候，獨自徘徊。課上，“我”愛古弄那些郵票。趙聽不進講義，有一會竟在幾何命題的空白處寫下“誓死”。“我”集郵是為好玩，趙卻說那麼一大片土地都被玩掉了。而對此深沉、激憤的言辭，“我”茫然無知。當“我”追上正在看報的他，發現他看的不是“我”所喜愛的體育欄和電影廣告，而是頭版一段浦儀稱帝的話，“我”竟慶幸又多了一國郵票，向他討要。他卻丟了魂似的向樓上逃去。
蕭乾在這篇小說中運用的對比手法是逐層深入和轉換的，並由此刻畫出趙姓同學憂國僨世的思想性格，以及“我”受他感染所起的思想上的變化。“我”第一次是吹著哨蹦進他宿舍的，屋裏的陳設，地圖，“還我河山”四個字，“日本帝國主義”什麼“史”，都未曾啟開“我”思想的蒙昧，隻是覺得有趣，覺不出“亡國奴”三個字的分量。“我”從他的信封上小心翼翼地撕下那張“滿州國”郵票，一溜煙跑下了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