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東宮2號，是關露1975年出獄後用補發的工資買的。這是一座帶小院的平房，條件簡陋，連自來水都沒有，但遍植綠樹香花。寫作餓了，關露就端個凳子站在棗樹下，現摘現吃。
1978年深秋，香山的紅葉層林盡染。關露的老朋友去香山，順便去看她。這時的關露還在跑步，雖然跑得很慢，但身體輕健而勻稱，但1980年“五一”節的一次中風奪走了她的健康。
為了便於看病，通過多方努力，文化部終於借了一間宿舍給關露。在朝內大街203號的一座筒子樓裏，是一樓，在陰麵，一麵牆緊挨公共廁所，因受潮白灰脫落。冬天暖氣不熱，另生一隻煤爐。地麵是坑窪不平的土地。兩張折疊床，一張是關露的，一張是保姆的。
關露搬來後不久，在作協工作的蕭陽前來探望。蕭陽聽說關露孤身一人很可憐，連保姆都欺負她，非常難過。
她首先張羅替關露換了個保姆。新來的是一個胖胖的安徽小保姆，叫金正英，人老實溫和，關露非常滿意。
關露中風後，沒有偏癱，就是全身疼痛，經常說疼得像刀割一樣，無法入睡。蕭陽和小金推著輪椅帶關露去協和醫院看病，但沒查出病因。蕭陽還托人找來一位大夫幫關露按摩了一段時間。
大夫認為，關露的疼痛主要是心理上的，不是生理性的，他無能為力。
1982年5月，小屋中又來了一位客人，是關露早年的結拜姐妹陳慧芝。已退休的陳慧芝願意來陪伴關露，幫她整理回憶錄。關露十分高興，迫不及待請她搬進來。
看到關露的生活現狀，心酸的陳慧芝自帶生活費住了過來，幫著關露領工資，交黨費，改善夥食，還督促關露多起來鍛煉身體。
有時候，陳慧芝的女兒姚光光也來看母親和“五姨”。她告訴筆者，“五姨”給她的印象是非常文弱，特別喜歡“靜”，說話慢聲細語，老喊疼。她記得有一次關露讓她幫忙買一塊泡泡紗做短袖衫，還讓她替自己也買一塊，說是“算我送你的”。
大家都非常喜愛和關心關露，給她買了一個洋娃娃，保姆小金替娃娃做了一件背心、一條短褲。關露很高興，把娃娃放在枕頭邊，替娃娃蓋上被單，有時抱起來看看。
十一二平米的小屋，擠進3張單人床和最簡單的家什之後，實在是連一張小書桌都放不下了。陳慧芝隻能靠在床上寫，這讓關露心裏很不安，希望能多一間房，寫過幾次申請，但房子一直未能解決。
最讓關露痛苦的，是她的記憶力不行了，也寫不了字了。解放後33年間，除了《蘋果園》和獄中詩，她沒有發表過一部作品。第一次出獄後寫的長篇小說被抄家抄走了沒有下落，第二次出獄後她曾經雄心勃勃要“大寫特寫”，但中風讓這個希望成為泡影。
1982年9月15日上午，陽光明媚。客人來訪的時候，關露正在擦拭剛洗完的頭發。她坐在折疊床邊，室內唯一一把舊木椅放在床前當臉盆架。
進來的是作協副主席丁玲和她的秘書王增如。“她抬起一雙眼睛驚恐地望著我們。”仔細端詳了好一陣，才哽咽地問道：“丁玲！你是丁玲大姐嗎？”王增如後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兩位30年代上海灘上齊名的才女，“左聯”時期的老朋友，多年後首次見麵。丁玲告訴關露：“我來是要告訴你一件大喜事，漢年馬上要平反了！”
關露的眼圈紅了：“真的嗎？我盼的就是這一天！我中風後幾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漢年的冤獄還沒平反，潑在他身上的髒水還沒洗幹淨，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
潘漢年曾說過一句話：“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從1939年的那個秋天起，關露和潘漢年的命運交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