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是宋維靜早已向往的地方。她走南闖北，曆盡艱險而 毫不動搖，就是因為心中有黨，有人民解放事業必勝的堅定信念。
她多年來在國民黨統治區艱苦鬥爭，尤其是在山西從事統戰、情 報工作，感受最深的是要正確掌握、運用黨的政策。
黨的政策， 是她心中的指路明燈，是她戰勝一切困難的力量源泉。
隨著抗日 高潮的到來，全國各地的愛國人士和知識青年紛紛奔赴延安，她 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學也動員和影響了一批學生到延安。
如今自己 也來到了延安，來到了黨中央的所在地，她最大的心願就是學到 更多的馬列主義理論和黨的方針政策。
宋維靜借了許多革命理論書籍，埋頭複習，準備報考馬列學 院。
馬列學院，被譽為延安的“最高學府”，由洛甫擔任院長。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首先在這裏被講授，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也是首先在這裏和大家見麵。
院裏的學員更是通過 考試選拔的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和理論基礎的進步人士。
宋維靜在 一千多人的參考隊伍中，脫穎而出，成了這期擁有三百多名學員 中十多名女學員中的一員，她如饑似渴地學習著馬列主義和黨的 方針政策。
這期間，宋維靜馬不停蹄地奔走於各報告現場，中共中央機 關所在地楊家嶺、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所在地王家坪、中央黨 校所在地橋兒溝、鳳凰山麓等地都留下了她學習的身影。
在楊家 嶺，她聆聽了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 的報告，毛澤東對教條主義入木三分，淋漓盡致的批判，使宋維 靜大受啟發。
在中央黨校，宋維靜參加了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延安整風運 動。整風運動是關係黨的鞏固和發展的大事，關係中國革命的大 事。
然而，黨內刮起的一股過“左”過激的歪風，使整風運動的 方向悄悄發生了變化。
中央黨校集中了全黨的高中級幹部 3000 多人，既是延安整風學習的重點，又是全黨整風的縮影。
1942 年 12 月，“中央整風運動委員會”領導成員之一的康 生作了一個題為《關於鋤奸問題》的報告，說國民黨用“打進來、 拉出去”的手法，在我們的隊伍裏發展了他們的人。
其後，整風 運動開始轉變為審查幹部。中央黨校每個人都要寫曆史自傳和思 想總結，作曆史反省和思想反省。
曾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同誌， 曆史一般比較複雜，社會關係也比較複雜，審幹一開始，他們就 首當其衝，成為被懷疑的主要對象。
1943 年 4 月 3 日，黨中央發表了《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 決定》，認為：“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與我黨大量發展黨員 以來，日寇與國民黨大規模地施行其特務政策，我黨各地黨政軍 民學機關中，已被他們打入大批內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 數量至為驚人。”
規定：“整風的主要鬥爭目標，是糾正幹部中 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封建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 思想）與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隨後在延安召開有兩萬 人參加的中央直屬單位工作人員大會，動員開展反特鬥爭。康生 這時又有了新的“發現”，他認為“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 幹必然轉入肅反”。
7 月 15 日，他在中央直屬機關作了題為《搶 救失足者》的報告，認為“搶救運動”的目的，就是為要“搶救” 由於“失足”而成為“民族叛徒”、“敵特分子”、“反革命分 子”的一些人；“清除內奸，這是我們目前急不可緩的任務”。
於是，整風運動的火藥味越來越濃烈了。在白區工作過的同誌幾 乎都被懷疑為特務或特嫌，宋維靜在華北局聯絡部係統下工作時 的領導人王世英被指認為特務，曾在山西犧盟會工作的同誌無一 例外地受到了歪風的衝擊。
宋維靜的“問題”更為“嚴重”，宋 維靜因在閻錫山手下擔任過重要職務、與特務頭子康澤有過聯係，兩次被國民黨逮捕都被放出等“問題”，被懷疑是“特務”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