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到的答複是名冊上‘朱湛文，編號77’，至於有無骨灰壇，在哪裏，均沒有答複。”朱教授於是致信給李揚。
他和朋友在2月到3月間台灣最寒冷的時節，3次冒雨前往幾個有可能的公墓，在富德公墓11墓區找到了“朱諶之”77號裝骨灰壇的袋子，編號正確，說明名冊上確實是誤登記了。
朱教授帶領秦風來到富德公墓，“一個個骨灰壇都由白色編織袋包裹，必須在角落裏拿出來看，大約300多個無主的骨灰壇，都亂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起”。
想確認誰是朱湛文並不容易，管理處給的答案是：“檔案曆經60年，承辦這些遺骸的單位從‘國防部’改成了台北市政府。”朱源和李揚卻充滿了信心和熱情。
到了4月，朱源帶著朱家的委托尋找和認領的文件再次來到富德公墓，卻發現77號袋子裏裝的並非標有“朱諶之”的骨灰壇。
“骨灰壇上的名字和袋子上紅油漆寫的名字，對不上。”秦風說。朱教授立即下山向管理處反映，並出示委托函及朱女士的證件。
管理處非常重視，下令一個月的掃墓期過後，展開全麵徹底清查與整理所有數百個錯置骨灰壇的工作。5月6日，朱源終於發來了消息，經過公墓工作人員和自己數小時對每個骨灰袋的翻檢，終於在角落裏找到了刻著“朱諶之”名字的骨灰壇。
“骨灰壇上的朱諶之幾個字，‘諶’和‘之’都是有些連筆，是容易連著寫的，所以才會被登記人員誤寫成‘湛文’。”李揚這才敢肯定了。
這時才算有了確切的消息，李揚告訴記者：“然而怎麼證明這個就是我們要找的朱諶之，又如何迎她回來，完全不知所措。本來我希望朱教授代為認領，但他在單位裏受到了領導的阻止，研究所領導明確讓他不得過問此事。朱教授是個俠義心腸的人，但是他受到了壓力。”
朱源也去過海基會，被告知“此係特案，走不通”。
6月至7月，李揚為了辦理各種證明材料在北京、南京等地四處奔走。
“要公證她是誰，公證你是誰，公證所有關係，一層層地做，都是從未有過的先例，事情繁瑣到幾乎荒謬的程度。”
8月4日，海協會第一次因民間事務致函海基會，9月1日得到了海基會的答複。海基會開出了極繁瑣的條件，朱家辦理赴台過程屢屢遇到障礙，13張表格將程序拉長得遙遙無期，“兩年都無法完成這些條件”。
李揚走的是完全民間的做法，“大陸人在台灣去世有專門的移靈方式，在殯葬業兩岸已經可以做了。於是我們用了最普通的方式，把外婆的遺骨迎回來。
因為她身份特殊，國內各部門還是開了很多綠燈。殯葬協會請台灣殯葬協會的會員生命公司來幫忙，因此才有了殯葬公司董事長送回遺骨的決定”。
李揚說看到台灣人劉添財捧著骨灰壇，覺得感動，“完全沒有陌生感，仿佛一家人”。
劉添財說：“公司和快遞公司合作幾十年，從未有丟失文件的狀況，沒想到上飛機前一天，證明文件卻丟了。當時台北正下雨，我們擔心至極時，接到一個大樓管理員的電話，說在一個角落撿到了老奶奶的證明文件。”
2010年12月9日12點45分，尋找了幾十年的親人遺骸，終於回來了。